这是明朗但清冷的四月天，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低着头，将下巴埋进胸前，试图躲过凛冽的寒风。他快速地闪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但动作还是不够快，一阵正打着转的沙土随着他一起进了门。
一进走廊，一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扑鼻而来。走廊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副彩色的宣传画，画有点大，不太适宜在室内展览。画上是一个男人巨大的脸，宽度超过一米，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模样，还留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样子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拾梯而上，坐电梯是没什么希望的，这电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很少开，何况现在白天连电源都关掉了。“仇恨周”快到了，一切都得从简。温斯顿住的公寓在七楼，今年才三十九岁的他，右脚踝处患有静脉曲张，所以走得很慢，一路歇了好几回。他每上一层楼，悬挂在电梯门对面墙上的那幅宣传画，画中那张巨大的面孔就静静地凝视着他。这是一张设计奇特的宣传画，无论你走往哪个方向，总有一双眼睛跟着你。“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画的下方如此写道。
一踏进自己的房间，温斯顿就听见一个圆润的嗓音在念叨一系列和生产生铁有关的数字。房间右边的墙上内嵌了一块长方形的铁板，看起来像灰蒙蒙的镜子一般，声音就是从那传过来的。温斯顿扭动一下开关，声音稍微低了一点，但仍然听得清楚。这个装置（被称之为“电幕”）的声音可以调低，但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身材羸弱，穿上那件蓝色的党内制服，就更显得单薄了。他头发颜色很淡，面色红润自然，但皮肤却因用了劣质的肥皂和硬钝的剃须刀片，加上刚刚结束的冬天，变得粗糙不堪。
即使透过紧闭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外面的世界仍然是冰冷的模样。在街道上，一阵阵的风吹卷起尘土和碎纸片，越飞越高。虽然艳阳高照，天空也出奇的蓝，但除去无处不在的宣传画，似乎什么东西都没了颜色。那张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脸，在每一个居高临下的角落直直盯着一切。温斯顿对面那个房子的前面就贴有一张，下面写着：“老大哥正在看着你”。那双眼睛如利剑，直逼他心底。街上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边角已破，随风微微拍打着墙面。“英社”这个词一会儿被盖住，一会儿被打开。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掠过，像一只绿头大苍蝇，盘旋一会儿又疾驰而去。这是巡逻警察所用的直升飞机，他们从人家的窗户中探视里面的动静。不过巡逻警察没什么好惧怕的，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中的声音仍旧在喋喋不休地播报生铁产量的情况和超额完成的第九个三年计划。这电幕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是比窃窃私语高一点点，都能被识别。不仅如此，只要温斯顿在那块金属铁板的视线之内，他的声音不仅能被听到，他的样子还能被看到。当然，在特定的时刻里，你是无法知道你的一言一行是否正在被人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接收哪一个人的线路，这些都只能自我猜测罢了，甚至说不定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一个人。反正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可以随意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去生活——确确实实地生活，从开始的习惯到后来的本能——在这种充满假设中去生活，也就是，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有可能被偷听，除非在黑暗中，否则你所作的每个动作也可能被细细观察到。
温斯顿站在原地，继续背对着那块电幕，这样做比较安全一些；不过他心里明白得很，即使只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问题。一公里以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一座屹立在灰暗之中的白色大厦。这里，他带着几分厌恶的情绪想着——这就是所谓的伦敦了，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本身就是大洋国人口排名第三的省份。他竭力回忆，想找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确认一下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满眼都是始建于十九世纪现已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需要用木头硬撑着，而窗户用硬纸板钉上，屋顶盖上铁皮，花园的围墙也破旧得东倒西歪，是否一直都是这样？在那被轰炸过的地方，尘土飞扬，断壁残垣上野草丛生；炸弹所落下的地方，腾出了一大片地，现在都变成了一座座像鸡笼一样的木板平房，是否一直都是这样？没用的，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光亮画面，他的童年什么都没有留下。
真理部——用新话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有关其结构和词源学解释见附录。——原注来说就是“真部”，和视线内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这是一座庞大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闪闪发亮，一层叠加着一层，耸入云端，有三百米之高。在温斯顿所站立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标语，是用漂亮的美术字雕刻在真理部大楼的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此外还有相应的地下层附属建筑。在伦敦的其他地方，还有三座外表和规模都与这类似的建筑。它们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建筑顿时渺小了不少，所以站在胜利大厦的屋顶，就可以同时看到这四座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大职能部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方，那里连窗户都没有。温斯顿从未到过仁爱部，也从未涉足过它半公里范围以内的地方。那里非公事要办不得入内，进去时候还要经过重重铁丝网、铁门以及机枪暗堡，甚至在它的外围屏障之外的街道上，警卫也在不停地巡逻，他们身穿黑色制服，随身携带着警棍，模样凶神恶煞。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脸上换上了一副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时，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他穿过房间，来到那间小厨房。在这个时间点离开真理部，就意味着吃不到食堂的午餐了，而他也知道，他的厨房里除了一块发黑的面包外别无他物，而他还得把它留着作为明天的早餐。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无色液体，上面的白色标签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字样。它散发出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油味，像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倒出一茶匙的量，打起精神，像吃药一般一口气咽了下去。
马上，他的脸色变得通红起来，眼泪也随之流出。这玩意儿像是硝酸，还不止这样，喝下去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像后脑勺挨了一顿胶皮警棍似的。不过，紧接着，他胃里灼烧的感觉慢慢消退，这世界好像也跟着慢慢好起来一样。他从压扁了的胜利牌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但不小心拿反了，烟丝全部落到了地板上。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多了。他回到卧室，在电幕左侧的小桌子前坐了下来。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只鹅毛笔管、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大的空白本子，本子底色是红色，封面印有大理石花纹。
不知道什么缘故，电幕安放在卧室里是不同寻常的。按照通常的做法，它会被装在远一点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但现在却是安在正对着窗户较长的墙上。墙的一边正好有一个浅浅的壁龛，大概是当时建造这房子时打算做书架用的，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他尽可能躲得远远的，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幕的视线范围之外，这仅仅是对视线而言的。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被监听到的，但只要待在现在这个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正是因为这个房间特殊位置的缘故，他才想到要马上动手做他想做的事情。
躲在电幕边缘写日记的温斯顿
同样使得他想要做这件事的，还有那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个本子非常精美，纸张光滑细腻，但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发黄。这种纸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但他猜想这个本子的年头还远远不止四十年。他当时是在市内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发现它的（至于是哪个区，他现在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瞬间被一股无法阻挡的冲动所击中，想要马上拥有它。党员是不应该进入普通商店的（去了就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但这项规定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因为很多东西，诸如鞋带、剃须刀片，除了到这里，在其他地方是根本无法买到的。他瞅了瞅街道的两头，就迅速溜进了杂货铺，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下了那个本子。他当时也没想过它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装进皮包里，他心有不安地回家去了。他知道，即使本子上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违规的。
他正着手准备做的事，是写日记。这不算什么非法（没有什么是非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然而一旦被发现，肯定是会受到死刑的惩罚，或者接受至少二十五年的劳改。温斯顿将钢笔尖装到笔管上，用口舔了一下上面的油脂。这种蘸水笔已经是老古董了，甚至签名时候也很少用到它。他偷偷地费了不少劲才弄到一支，只因他觉得这个精美的本子只配得上这种真正笔尖的书写，不能用那种墨水笔来涂画。其实他已经不太喜欢手写字了，除了一些极其简短的字条以外，他通常都是使用口述器记录一切，而对目前所想要做的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做。他把钢笔蘸进墨水里，然后又犹豫了那么一会。他全身感到一阵战栗，下笔真是一件颇具决定意义的行为。他用笨拙而纤细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身体往后一靠，他瘫坐下来，一阵非常无助的感觉攫住了他。首先，就说日期吧，他实在毫无把握今年就是一九八四年。不过想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三十九岁这是错不了的，而自己要么出生在一九四四年，要么出生在一九四五年。如今要确定具体的年份，不可能不存在一两年的误差的。
他突然想到，他为了谁而写日记呢？为未来，为那些尚未诞生的人。他那细微的心绪在那年份上犹豫了一会，心底忽然咯噔一下，跑出了一个新话中叫
“双重思想”的词语来。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所做之事的艰巨性：你要如何与未来进行沟通？从根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当然也不会听他所说的；要么未来不同于现在，那么他的预言将变得毫无意义。
他呆呆地坐着，看着那个本子。电幕此刻传来刺耳的军乐声。说来也奇怪，他似乎不仅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能力，甚至忘记了自己本来想要说出口的话。过去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在为此刻做准备，从未想到过除了勇气，他还需要些别的什么。真正下笔不是难事，只需要将多年来萦绕在他大脑里那些没完没了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此刻，这种独白也变得枯竭，他感到脑袋空空如也。更致命的是，此刻他的静脉曲张患处也开始痒了起来，十分难受。他不敢去抓它，一抓必定是会发炎红肿的。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除了摆在面前空白的本子，脚踝上的瘙痒，电幕中刺耳的音乐，以及酒精带来的丝丝醉意，他再无其他感觉。
突然间，他慌慌张张开始写了起来，但对于自己所写为何物，心底是朦朦胧胧的。他那纤细又像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随意写着，文法错乱，漏了大写，到最后干脆连标点符号也省略掉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几场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那部讲述的是关于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炸掉的事。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想要游开船体去追赶一架直升飞机的镜头，我感到很开心。一开始他像一只海豚一样在水里扑通扑通，然后是透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了他，紧接着他就全身都是枪眼了，身边的海水也慢慢被染成红色，他突然下沉，看起来像是枪眼导致了他的身体进了水似的，观众在他下沉那一刻哄堂大笑。然后你会看到一艘载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位中年妇女，像是个犹太人，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坐在船头。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叫，把头深深扎进她的怀里，像是要钻个洞躲进去一样，尽管那个妇女也早已吓得脸色发青，但依然用胳膊环抱着他，安慰他，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似乎认为自己的双臂能为他阻挡住子弹。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声爆炸后小艇变成了碎片四分五裂。紧接着出现的一个精彩的镜头是个小孩子的手臂举了起来越来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在直升飞机上安置了一台摄影机跟着他手臂拍摄党员那边座位传来一阵掌声但是在无产者的座位部分有个妇女突然无缘无故吵了起来嚷叫着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这种电影在孩子面前反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来了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应该不至于碰到什么事的谁也不关心无产者说了些什么也不会有人把它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从来不会——温斯顿就此停下了笔，部分原因是因为手指握笔太久产生了痉挛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一发不可收地说了那么多的废话来。但奇怪的是，在写下这些字眼的时候，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一切历历在目。现在的他才明白，正是这件事使得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的。
这是那天上午发生在部里的事——如果那样模糊的一件事也能称之为发生过的话。
当时快到十一点了，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司，人们开始将椅子从小隔间办公室里往外搬，摆放在大厅的中央位置，正对着那台大电幕，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那两分钟的仇恨会而准备的。温斯顿正打算在中间那排的一个位置坐下来的时候，有两个他只认得面孔但从来没有和他们讲过话的人意外地向他走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女孩，是他在走廊里经常碰见的。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有时候看见她满手是油污，还拿着扳手——大概是做机械类的工作，负责维修那些生产小说的机器吧。她是一个看起来挺大胆的女孩，约二十七岁，头发浓黑，脸上长有雀斑，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一条鲜红色的丝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刚刚好，衬托出她臀部的优美曲线来。温斯顿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心生讨厌，他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身上无时无刻地彰显出一种曲棍球场、冷水鱼、集体远足，再就是思想纯洁毫无杂念的氛围来。他几乎讨厌所有的女人，特别是那些年轻貌美的。女人——特别是所有年轻的女人——她们总是党最死心塌地的信徒、不经大脑就相信所有宣传口号的人、业余侦探和异端思想的打听者。但眼前这个女人给他一种比其他大多数的女人更危险的印象。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她瞟了他一眼，那种感觉好像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感到内心充满一股黑色的恐惧。他脑子里甚至忍不住这样想：她有可能就是那种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他就会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那是一种混淆了恐惧和敌意的情绪在起作用。
一进走廊，一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扑鼻而来。走廊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副彩色的宣传画，画有点大，不太适宜在室内展览。画上是一个男人巨大的脸，宽度超过一米，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模样，还留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样子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拾梯而上，坐电梯是没什么希望的，这电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很少开，何况现在白天连电源都关掉了。“仇恨周”快到了，一切都得从简。温斯顿住的公寓在七楼，今年才三十九岁的他，右脚踝处患有静脉曲张，所以走得很慢，一路歇了好几回。他每上一层楼，悬挂在电梯门对面墙上的那幅宣传画，画中那张巨大的面孔就静静地凝视着他。这是一张设计奇特的宣传画，无论你走往哪个方向，总有一双眼睛跟着你。“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画的下方如此写道。
一踏进自己的房间，温斯顿就听见一个圆润的嗓音在念叨一系列和生产生铁有关的数字。房间右边的墙上内嵌了一块长方形的铁板，看起来像灰蒙蒙的镜子一般，声音就是从那传过来的。温斯顿扭动一下开关，声音稍微低了一点，但仍然听得清楚。这个装置（被称之为“电幕”）的声音可以调低，但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身材羸弱，穿上那件蓝色的党内制服，就更显得单薄了。他头发颜色很淡，面色红润自然，但皮肤却因用了劣质的肥皂和硬钝的剃须刀片，加上刚刚结束的冬天，变得粗糙不堪。
即使透过紧闭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外面的世界仍然是冰冷的模样。在街道上，一阵阵的风吹卷起尘土和碎纸片，越飞越高。虽然艳阳高照，天空也出奇的蓝，但除去无处不在的宣传画，似乎什么东西都没了颜色。那张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脸，在每一个居高临下的角落直直盯着一切。温斯顿对面那个房子的前面就贴有一张，下面写着：“老大哥正在看着你”。那双眼睛如利剑，直逼他心底。街上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边角已破，随风微微拍打着墙面。“英社”这个词一会儿被盖住，一会儿被打开。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掠过，像一只绿头大苍蝇，盘旋一会儿又疾驰而去。这是巡逻警察所用的直升飞机，他们从人家的窗户中探视里面的动静。不过巡逻警察没什么好惧怕的，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中的声音仍旧在喋喋不休地播报生铁产量的情况和超额完成的第九个三年计划。这电幕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是比窃窃私语高一点点，都能被识别。不仅如此，只要温斯顿在那块金属铁板的视线之内，他的声音不仅能被听到，他的样子还能被看到。当然，在特定的时刻里，你是无法知道你的一言一行是否正在被人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接收哪一个人的线路，这些都只能自我猜测罢了，甚至说不定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一个人。反正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可以随意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去生活——确确实实地生活，从开始的习惯到后来的本能——在这种充满假设中去生活，也就是，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有可能被偷听，除非在黑暗中，否则你所作的每个动作也可能被细细观察到。
温斯顿站在原地，继续背对着那块电幕，这样做比较安全一些；不过他心里明白得很，即使只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问题。一公里以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一座屹立在灰暗之中的白色大厦。这里，他带着几分厌恶的情绪想着——这就是所谓的伦敦了，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本身就是大洋国人口排名第三的省份。他竭力回忆，想找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确认一下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满眼都是始建于十九世纪现已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需要用木头硬撑着，而窗户用硬纸板钉上，屋顶盖上铁皮，花园的围墙也破旧得东倒西歪，是否一直都是这样？在那被轰炸过的地方，尘土飞扬，断壁残垣上野草丛生；炸弹所落下的地方，腾出了一大片地，现在都变成了一座座像鸡笼一样的木板平房，是否一直都是这样？没用的，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光亮画面，他的童年什么都没有留下。
真理部——用新话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有关其结构和词源学解释见附录。——原注来说就是“真部”，和视线内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这是一座庞大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闪闪发亮，一层叠加着一层，耸入云端，有三百米之高。在温斯顿所站立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标语，是用漂亮的美术字雕刻在真理部大楼的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此外还有相应的地下层附属建筑。在伦敦的其他地方，还有三座外表和规模都与这类似的建筑。它们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建筑顿时渺小了不少，所以站在胜利大厦的屋顶，就可以同时看到这四座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大职能部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方，那里连窗户都没有。温斯顿从未到过仁爱部，也从未涉足过它半公里范围以内的地方。那里非公事要办不得入内，进去时候还要经过重重铁丝网、铁门以及机枪暗堡，甚至在它的外围屏障之外的街道上，警卫也在不停地巡逻，他们身穿黑色制服，随身携带着警棍，模样凶神恶煞。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脸上换上了一副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时，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他穿过房间，来到那间小厨房。在这个时间点离开真理部，就意味着吃不到食堂的午餐了，而他也知道，他的厨房里除了一块发黑的面包外别无他物，而他还得把它留着作为明天的早餐。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无色液体，上面的白色标签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字样。它散发出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油味，像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倒出一茶匙的量，打起精神，像吃药一般一口气咽了下去。
马上，他的脸色变得通红起来，眼泪也随之流出。这玩意儿像是硝酸，还不止这样，喝下去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像后脑勺挨了一顿胶皮警棍似的。不过，紧接着，他胃里灼烧的感觉慢慢消退，这世界好像也跟着慢慢好起来一样。他从压扁了的胜利牌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但不小心拿反了，烟丝全部落到了地板上。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多了。他回到卧室，在电幕左侧的小桌子前坐了下来。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只鹅毛笔管、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大的空白本子，本子底色是红色，封面印有大理石花纹。
不知道什么缘故，电幕安放在卧室里是不同寻常的。按照通常的做法，它会被装在远一点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但现在却是安在正对着窗户较长的墙上。墙的一边正好有一个浅浅的壁龛，大概是当时建造这房子时打算做书架用的，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他尽可能躲得远远的，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幕的视线范围之外，这仅仅是对视线而言的。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被监听到的，但只要待在现在这个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正是因为这个房间特殊位置的缘故，他才想到要马上动手做他想做的事情。
躲在电幕边缘写日记的温斯顿
同样使得他想要做这件事的，还有那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个本子非常精美，纸张光滑细腻，但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发黄。这种纸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但他猜想这个本子的年头还远远不止四十年。他当时是在市内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发现它的（至于是哪个区，他现在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瞬间被一股无法阻挡的冲动所击中，想要马上拥有它。党员是不应该进入普通商店的（去了就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但这项规定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因为很多东西，诸如鞋带、剃须刀片，除了到这里，在其他地方是根本无法买到的。他瞅了瞅街道的两头，就迅速溜进了杂货铺，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下了那个本子。他当时也没想过它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装进皮包里，他心有不安地回家去了。他知道，即使本子上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违规的。
他正着手准备做的事，是写日记。这不算什么非法（没有什么是非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然而一旦被发现，肯定是会受到死刑的惩罚，或者接受至少二十五年的劳改。温斯顿将钢笔尖装到笔管上，用口舔了一下上面的油脂。这种蘸水笔已经是老古董了，甚至签名时候也很少用到它。他偷偷地费了不少劲才弄到一支，只因他觉得这个精美的本子只配得上这种真正笔尖的书写，不能用那种墨水笔来涂画。其实他已经不太喜欢手写字了，除了一些极其简短的字条以外，他通常都是使用口述器记录一切，而对目前所想要做的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做。他把钢笔蘸进墨水里，然后又犹豫了那么一会。他全身感到一阵战栗，下笔真是一件颇具决定意义的行为。他用笨拙而纤细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身体往后一靠，他瘫坐下来，一阵非常无助的感觉攫住了他。首先，就说日期吧，他实在毫无把握今年就是一九八四年。不过想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三十九岁这是错不了的，而自己要么出生在一九四四年，要么出生在一九四五年。如今要确定具体的年份，不可能不存在一两年的误差的。
他突然想到，他为了谁而写日记呢？为未来，为那些尚未诞生的人。他那细微的心绪在那年份上犹豫了一会，心底忽然咯噔一下，跑出了一个新话中叫
“双重思想”的词语来。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所做之事的艰巨性：你要如何与未来进行沟通？从根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当然也不会听他所说的；要么未来不同于现在，那么他的预言将变得毫无意义。
他呆呆地坐着，看着那个本子。电幕此刻传来刺耳的军乐声。说来也奇怪，他似乎不仅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能力，甚至忘记了自己本来想要说出口的话。过去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在为此刻做准备，从未想到过除了勇气，他还需要些别的什么。真正下笔不是难事，只需要将多年来萦绕在他大脑里那些没完没了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此刻，这种独白也变得枯竭，他感到脑袋空空如也。更致命的是，此刻他的静脉曲张患处也开始痒了起来，十分难受。他不敢去抓它，一抓必定是会发炎红肿的。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除了摆在面前空白的本子，脚踝上的瘙痒，电幕中刺耳的音乐，以及酒精带来的丝丝醉意，他再无其他感觉。
突然间，他慌慌张张开始写了起来，但对于自己所写为何物，心底是朦朦胧胧的。他那纤细又像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随意写着，文法错乱，漏了大写，到最后干脆连标点符号也省略掉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几场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那部讲述的是关于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炸掉的事。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想要游开船体去追赶一架直升飞机的镜头，我感到很开心。一开始他像一只海豚一样在水里扑通扑通，然后是透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了他，紧接着他就全身都是枪眼了，身边的海水也慢慢被染成红色，他突然下沉，看起来像是枪眼导致了他的身体进了水似的，观众在他下沉那一刻哄堂大笑。然后你会看到一艘载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位中年妇女，像是个犹太人，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坐在船头。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叫，把头深深扎进她的怀里，像是要钻个洞躲进去一样，尽管那个妇女也早已吓得脸色发青，但依然用胳膊环抱着他，安慰他，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似乎认为自己的双臂能为他阻挡住子弹。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声爆炸后小艇变成了碎片四分五裂。紧接着出现的一个精彩的镜头是个小孩子的手臂举了起来越来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在直升飞机上安置了一台摄影机跟着他手臂拍摄党员那边座位传来一阵掌声但是在无产者的座位部分有个妇女突然无缘无故吵了起来嚷叫着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这种电影在孩子面前反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来了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应该不至于碰到什么事的谁也不关心无产者说了些什么也不会有人把它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从来不会——温斯顿就此停下了笔，部分原因是因为手指握笔太久产生了痉挛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一发不可收地说了那么多的废话来。但奇怪的是，在写下这些字眼的时候，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一切历历在目。现在的他才明白，正是这件事使得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的。
这是那天上午发生在部里的事——如果那样模糊的一件事也能称之为发生过的话。
当时快到十一点了，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司，人们开始将椅子从小隔间办公室里往外搬，摆放在大厅的中央位置，正对着那台大电幕，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那两分钟的仇恨会而准备的。温斯顿正打算在中间那排的一个位置坐下来的时候，有两个他只认得面孔但从来没有和他们讲过话的人意外地向他走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女孩，是他在走廊里经常碰见的。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有时候看见她满手是油污，还拿着扳手——大概是做机械类的工作，负责维修那些生产小说的机器吧。她是一个看起来挺大胆的女孩，约二十七岁，头发浓黑，脸上长有雀斑，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一条鲜红色的丝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刚刚好，衬托出她臀部的优美曲线来。温斯顿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心生讨厌，他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身上无时无刻地彰显出一种曲棍球场、冷水鱼、集体远足，再就是思想纯洁毫无杂念的氛围来。他几乎讨厌所有的女人，特别是那些年轻貌美的。女人——特别是所有年轻的女人——她们总是党最死心塌地的信徒、不经大脑就相信所有宣传口号的人、业余侦探和异端思想的打听者。但眼前这个女人给他一种比其他大多数的女人更危险的印象。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她瞟了他一眼，那种感觉好像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感到内心充满一股黑色的恐惧。他脑子里甚至忍不住这样想：她有可能就是那种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他就会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那是一种混淆了恐惧和敌意的情绪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