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姆消失了。有天早上他没来上班，当时还有几个没心没肺的人在谈论他，但第二天就再也没人提起了。第三天，温斯顿去档案司的前厅看公告栏，其中贴了一张象棋委员会的名单，塞姆的名字曾经一直都是赫然在列的。现在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不一样的，只是少了塞姆的名字。一切都了然于心，证据充足，塞姆不在了。他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忍。虽然那像迷宫一般的真理大厦无窗可挡，但有了空调，房间里的温度还比较正常，不过人行道上的温度却高得可以灼伤行人的脚板，高峰期间的地铁则恶臭熏天。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真理部的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完成工作。游行示威、开会、阅兵、演讲、蜡像馆展览、电影展、电幕节目，这些都需要一一安排妥当。此外，还需要搭建舞台、制作模拟像、写标语口号、谱新曲、散播谣言和伪造照片等等。茱莉亚所在的小说司，已经停止生产长篇小说了，开始忙碌制作一系列描述敌人暴行的小册子。而温斯顿，除了常规的工作外，还得每天费劲心思搜寻《泰晤士报》的档案，对那些即将被引用到领导讲话稿中的新闻进行润色或者修改。深夜时分，那些游手好闲的无产者就会在大街上游荡，为这个城市徒增一些奇怪的热烈气氛。跟以前相比，火箭的袭击也日益增加，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也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谣言也因此风生水起。
专门为仇恨周准备的主题曲《仇恨之歌》已经完成，正在电幕上没玩没了地播放着。音调粗野，节奏野蛮，根本算不上是音乐，而是比较像捣鼓的声音。音乐响起的时候，附和着几百个嗓门异口同声喊出的操步声，真叫人胆战心惊。无产者却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首歌，和之前深受欢迎的《这只是一种无用的幻想》比拼上了。帕森斯家那两个孩子拿着梳子和纸巾不分日夜地在吹着唱，真让人不堪忍受。温斯顿晚上的时间比以前更满了。在帕森斯的组织下，成群结队的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忙碌着布置街道、缝纫旗帜、粘贴宣传画、在屋顶竖上旗杆，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两边拉上铁丝，以此来拦截火箭。帕森斯口出狂言说单单在胜利大厦就要摆上四百米长的彩旗。策划这种活动对他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他简直快乐得像只百灵鸟。热气腾腾的天气以及这种颇费体力的活儿让他有绝好的借口来穿短裤和开衫。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他的影子，都是在那里推呀、拉呀、锯呀、捶呀。一会儿在这里即兴来个好点子，一会在那和别人称兄道弟来点同志般的鼓励。他身上那厚得可以折叠起来的肌肉，真像是那源源不断臭汗的发源地。
一张新的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地。画中没有任何说明性的文字，只有一个手持到臀部位置的冲锋枪，穿着大大的军靴，面无表情的欧亚国士兵。这幅画有三四米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那个像透视镜一样的画法总能表现出一种枪口在对准你的效果来。每堵墙的空白处都贴满了这张画，比老大哥的肖像画还要多。无产者一向对战争的态度都很冷淡，现在进行周期性的煽动活动就是要激发他们的爱国情绪。好像为了配合大众这种普遍的狂热情绪，火箭弹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比平时要多很多。其中一颗火箭弹落到斯泰普尼区的一家影院上，四百名无辜民众就这样被活活埋在废墟之下。周边居住的人们都到街上参加了这次出殡仪式，长长的队伍走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发泄大会。还有一颗是落到一个小孩子玩耍的空地上，几十个小孩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紧接着是无产者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开始焚烧戈斯坦因的画像，也有几百张从墙上撕下来的欧亚国士兵图像被扔到火中，有些人趁火打劫，把商店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不久就传出消息说这些火箭都是间谍通过无线电的方式来控制的。一对有外国血统的老夫妇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房子被烧毁，人也被困其中窒息而死。
只要能寻上机会，他们两个人就到查林顿先生店铺上面那个房间去，打开窗户，赤身裸体并排躺在窗口下面那张没有床单的床上。老鼠果然没有再次出现，那些臭虫在这种大热天却拼命繁殖，但似乎也无关紧要了。不管这里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这里都是他们的天堂。一到那，他们就会把从黑市里弄来的胡椒粉到处都洒上一点，然后就迫不及待脱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起爱来。一觉醒来，就会发现那些臭虫正在紧急集合，准备联合反击呢。
整个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已经摒弃了他身上那种不分时间都要喝酒的习惯，那种需要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他长胖了一点，静脉曲张处的溃疡也好了，只是在脚踝上方留下一小块褐色的疤痕，早晨起床后也不再咳嗽了。日常生活不再是不能忍受的模样，也不再有向电幕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骂脏话的冲动了。现在他们有了自己安全的藏身之地，这里几乎就是一个家，即使他们见面的次数也不算多，每次也只能留几个小时而已，但这也不再是什么艰难之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那个房间还在，心里知道它完好无损地在那里，就像自己已经身处其中了。这个房间就是一个世界，是一块关于过去的小地方，连灭绝动物也可以在其中自由行走。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也是另外一种灭绝了的动物，每次上楼前，他都要跟查林顿先生寒暄几句。这个老头似乎很少或者可以说从不外出，另外他那里好像也没什么人光顾。他生活得像一知幽灵，来往于阴暗狭小的店铺和铺子后面那个更狭窄的厨房之间。除了做饭需要用到的厨具外，还有一台老式留声机在那里，喇叭大得很。有机会和别人聊天，他看起来挺开心的。当他游走在那堆一文不值的物品中时，他那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以及被那件天鹅绒上衣压得很低的肩膀，都让他看起来有一种艺术收藏家的气质，而不是一个生意人。每次看到温斯顿，他指着一堆破铜烂铁，像瓷器瓶子塞、破鼻烟盒上了油漆的盖子、里面放着一缕某个已不在人世孩子头发的仿金项链盒——他从来都不开口说温斯顿你应该买下，只是说你应该欣赏一下。跟他一起聊天，感觉声音是从一个古老的音乐盒里出来的。他从自己记忆的角落里，又扯出了一些原本已经忘掉的歌谣片段，有一首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另外一首是关于一只奶牛如何把牛角弄掉了的，还有一首是讲述了一只大公鸡罗宾死亡的故事。“我恰好想起或许你会感兴趣呢。”每次他想起一首新歌谣的时候，就会轻轻笑着说上这么一句，有点自我嘲笑的意味。遗憾的是，每次他只能记起几句而已。
温斯顿和茱莉亚都知道，这种日子不会持续很久。实际上这个阴影也一直存在于他们心中。有一段时间，死亡临近之感犹如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手可及。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以绝望的心情紧紧抱在一起，像一个即将走进刑场的人，在钟声敲响前的五分钟里，拼命抓住生命中最后的快乐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幻想着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着他们会天长地久地在一起。他们觉得，只要能留在这个房间里，就不会有东西来伤害他们。要到这个房间来，道路虽然是艰难且危险的，但这个房间本身就是一个避难所。这种感觉就像温斯顿每次盯着玻璃镇纸看的时候一样，他感觉自己可以进入这个玻璃世界中去，但一进入里面，时间就停住了。他们经常做起逃避现实的白日梦来，相信自己会永远手持幸运走下去，像现在一样偷偷摸摸过上一辈子。或者凯瑟琳会突然死去，而他和茱莉亚耍上一些微妙的计谋，他们就可以顺利结婚；或者他们两个一起自杀；再或者他们就一起消失，通过改头换面之后再学无产者的口音到工厂中找工作，然后在某条街住下，不为人知地过一辈子。这都是白日梦，他们也都知道，在现实中，其实根本无路可逃。即使是惟一可操控的计划——自杀，他们也不愿意就这样了结此生。有一天就活一天，有一星期就活一星期吧，过着这种得过且过毫无未来可言的生活，似乎也是一种无法抑制的自然本能，像肺功能一样，只要有一口空气，就会呼吸上一口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会谈论如何采取积极的反抗行动来和党对着干，然而如何下手却心里毫无底数。就算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但怎么加入进去也是个问题。温斯顿告诉茱莉亚他和奥布兰之间那种时隐时现奇怪的亲近感，他自己也偶尔会感受到心底那股冲动，想走到他跟前，跟他直接说出“我就是党的敌人，请你帮我”的冲动。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茱莉亚并不觉得这是莽撞之举。她习惯了通过别人的表情来判断一个人，对她而言，温斯顿会通过一个眼神来确定奥布兰值得信赖，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她觉得更理所当然的是，几乎每个人在私底下都是憎恨党的存在的，如果判断这样做是安全的话，他们肯定会违反所谓的规定。但是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那种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以及那些地下军队的传言都是一派胡言，那只是党为了迎合自身的实际需要而编造出来的，而你们不得不假装相信他们的存在。在那些数不清的党的集会和那些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她一直是那个拉扯着大嗓门高喊处死那些她闻所未闻人名字的人，但却是一点儿都不相信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当遇上公审时，她所参加的那个青年团分队，就会从早到晚都包围住法院，还时不时发出“处死那些卖国贼！”的口号。在两分钟的仇恨会上，她骂起戈斯坦因来比任何人都要卖力，但对于戈斯坦是何人，他持何种主义，却只有模糊的印象。她成长于革命后，太小所以根本记不清五六十年代曾发生过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无法想象会存在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在任何情况下，党都是所向披靡的，它会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如初。如果你想反抗，只能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充其量也不过是搞出些独立暴力事件来反抗而已，如暗杀某个人或者炸掉一些建筑物之类的。
但在某些方面，她远比温斯顿要敏锐，也更不容易受到党宣传的影响。有一次，他刚好说到一件事，提及了我们跟欧亚国的战争。但她很随意地说，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战争，那些落到伦敦街头的火箭弹很可能就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只是想让人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这实在让他很惊讶，而且他自己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她还说到，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她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忍着不笑出声来，这也让他也心生羡慕。除非党的宣传教育已经在某种方式上影响到她的生活，否则她是不会去质疑它的。她是经常做好准备要接受这种官方神话了，反正在她看来，党所说的是真是假对她而言都无足轻重。譬如说，她相信党发明了飞机，这是从学校就学来的（温斯顿记得在五十年代上学的时候，党只说自己发明了直升机。十多年后到茱莉亚上学时，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按照这样的推算，党会在下一代的孩子中说自己已经发明蒸汽机了。）他告诉她，在他出生和革命以前就有飞机了，但这件事对她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毕竟，是谁发明了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更令温斯顿震惊的是，他从谈话中知道，茱莉亚完全忘记了四年前和大洋国交战的是东亚国，而不是她记得的欧亚国。虽然她认为整场战争不过是个骗人的玩意，但总不能连敌人的名字变了都没留意到呀。“我以为我们一直是跟欧亚国打仗呢。”她淡淡地说着。这又让温斯顿感到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可以追溯到她出生以前，但是战争对象的转换是四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她已成年。他和她争论了大约十五分钟，最后成功扭转了她的记忆，她确实依稀记起大洋国的敌人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还是坚持认为这些事情无关痛痒。“管他呢，”她很不耐烦地说，“战争总是一个挨着一个，而所有的消息全都是撒谎。”
有时候，他谈起他在档案司以及他所从事的那种无耻的伪造工作，这些事情好像都吓不到她。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她感受不到脚下的深渊正张开血盆大口。接着他告诉她关于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故事，还有那张他手里捏过的可以证明党篡改历史的纸条。这也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起初，她根本没领会到温斯顿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所在。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道。
“不，我从来没认识过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而且，他们年纪比我的大多了，他们是属于革命前那一代人，我只是从外貌上认出他们而已。”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杀掉，不是吗？”
他尝试着想让她明白：“这是一个特例。这不仅仅是某些人被杀掉的问题那么简单。你还记得从昨天开始往前推的那些过去吗？其实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如果它还存在某个地方的话，那就是存在于某些少数的实在之物上，没有附带任何文字说明，就像我们看到的这块玻璃一样。对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情，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一无所知了。每份记录都被销毁或被伪造，每本书都经过改写，每张图画都被重新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道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个日期都被修改过，而这一切的一切，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着。历史已经戛然而止，除了党所认可的正确的无穷无尽的‘现在’，其他一切都荡然无存。我当然知道过去一切都被篡改过，但对我而言却永远无法去证明这一点，甚至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篡改工作的。只要这件事完成了，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唯一的证据仅仅存在于我的大脑中，但我无法确定是否有其他人也跟我一样拥有这种记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在事后，在那件事过去很多年以后，我还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用，因为没过几分钟我就把它扔掉了。但如果今天还遇上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把它留下来。”
“这个呢，我才不会这样干！”茱莉亚说，“我已经做好随时冒险的准备，但是要为值得的事情而干，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如果你保存下来的话，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不会怎么处理，但至少它是一个存在的证据，或许可以播下一点怀疑的种子来，或许哪天我也敢于拿给别人看一看。我不敢想象我们这一辈子能改变什么，但还是可以想象它会落到一些角落去，产生一些反抗的情绪——起先是一小群人结合在一起，然后慢慢壮大，甚至会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这样下一代的人就可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继承我们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毫无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的腰部以下才算得上是个叛徒。”他对她说。
她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太妙了，开心得一下子抱住了他。
对于党的洗脑教育引发的后果，她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他开始谈论英社原则、双重思想、历史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定以及使用那些新话单词，她就变得厌烦，不知所措。她说她从来不关心这种事情，既然知道那都是一些垃圾，为什么还让自己去瞎操心呢？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起来，什么时候该发出嘘嘘声就足够了。如果温斯顿非谈论这些事情不可，她就亮出她那令人难堪的习惯：倒头大睡。她是那种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就能倒头大睡的人。通过和她聊天，温斯顿知道，对于一个根本不知正统为何物的人来说，要摆出正统的姿势来真是太容易了。在某种意义上，最容易接受党那一套世界观的人，反而是对党毫无了解的人。只要稍微加以引导，他们就可以接受那些被严重歪曲的事实，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考虑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另外，他们也不怎么关注公共事件，不关注自身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了解这些也是一种难得的糊涂，至少他们是不会发疯的。他们轻易就接受一切，而他们所吞咽下去的也不会伤害他们，因为不留一点残渣，就像一粒谷物完全没经过咀嚼就吞下肚子了。
天气酷热难忍。虽然那像迷宫一般的真理大厦无窗可挡，但有了空调，房间里的温度还比较正常，不过人行道上的温度却高得可以灼伤行人的脚板，高峰期间的地铁则恶臭熏天。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真理部的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完成工作。游行示威、开会、阅兵、演讲、蜡像馆展览、电影展、电幕节目，这些都需要一一安排妥当。此外，还需要搭建舞台、制作模拟像、写标语口号、谱新曲、散播谣言和伪造照片等等。茱莉亚所在的小说司，已经停止生产长篇小说了，开始忙碌制作一系列描述敌人暴行的小册子。而温斯顿，除了常规的工作外，还得每天费劲心思搜寻《泰晤士报》的档案，对那些即将被引用到领导讲话稿中的新闻进行润色或者修改。深夜时分，那些游手好闲的无产者就会在大街上游荡，为这个城市徒增一些奇怪的热烈气氛。跟以前相比，火箭的袭击也日益增加，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也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谣言也因此风生水起。
专门为仇恨周准备的主题曲《仇恨之歌》已经完成，正在电幕上没玩没了地播放着。音调粗野，节奏野蛮，根本算不上是音乐，而是比较像捣鼓的声音。音乐响起的时候，附和着几百个嗓门异口同声喊出的操步声，真叫人胆战心惊。无产者却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首歌，和之前深受欢迎的《这只是一种无用的幻想》比拼上了。帕森斯家那两个孩子拿着梳子和纸巾不分日夜地在吹着唱，真让人不堪忍受。温斯顿晚上的时间比以前更满了。在帕森斯的组织下，成群结队的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忙碌着布置街道、缝纫旗帜、粘贴宣传画、在屋顶竖上旗杆，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两边拉上铁丝，以此来拦截火箭。帕森斯口出狂言说单单在胜利大厦就要摆上四百米长的彩旗。策划这种活动对他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他简直快乐得像只百灵鸟。热气腾腾的天气以及这种颇费体力的活儿让他有绝好的借口来穿短裤和开衫。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他的影子，都是在那里推呀、拉呀、锯呀、捶呀。一会儿在这里即兴来个好点子，一会在那和别人称兄道弟来点同志般的鼓励。他身上那厚得可以折叠起来的肌肉，真像是那源源不断臭汗的发源地。
一张新的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地。画中没有任何说明性的文字，只有一个手持到臀部位置的冲锋枪，穿着大大的军靴，面无表情的欧亚国士兵。这幅画有三四米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那个像透视镜一样的画法总能表现出一种枪口在对准你的效果来。每堵墙的空白处都贴满了这张画，比老大哥的肖像画还要多。无产者一向对战争的态度都很冷淡，现在进行周期性的煽动活动就是要激发他们的爱国情绪。好像为了配合大众这种普遍的狂热情绪，火箭弹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比平时要多很多。其中一颗火箭弹落到斯泰普尼区的一家影院上，四百名无辜民众就这样被活活埋在废墟之下。周边居住的人们都到街上参加了这次出殡仪式，长长的队伍走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发泄大会。还有一颗是落到一个小孩子玩耍的空地上，几十个小孩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紧接着是无产者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开始焚烧戈斯坦因的画像，也有几百张从墙上撕下来的欧亚国士兵图像被扔到火中，有些人趁火打劫，把商店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不久就传出消息说这些火箭都是间谍通过无线电的方式来控制的。一对有外国血统的老夫妇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房子被烧毁，人也被困其中窒息而死。
只要能寻上机会，他们两个人就到查林顿先生店铺上面那个房间去，打开窗户，赤身裸体并排躺在窗口下面那张没有床单的床上。老鼠果然没有再次出现，那些臭虫在这种大热天却拼命繁殖，但似乎也无关紧要了。不管这里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这里都是他们的天堂。一到那，他们就会把从黑市里弄来的胡椒粉到处都洒上一点，然后就迫不及待脱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起爱来。一觉醒来，就会发现那些臭虫正在紧急集合，准备联合反击呢。
整个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已经摒弃了他身上那种不分时间都要喝酒的习惯，那种需要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他长胖了一点，静脉曲张处的溃疡也好了，只是在脚踝上方留下一小块褐色的疤痕，早晨起床后也不再咳嗽了。日常生活不再是不能忍受的模样，也不再有向电幕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骂脏话的冲动了。现在他们有了自己安全的藏身之地，这里几乎就是一个家，即使他们见面的次数也不算多，每次也只能留几个小时而已，但这也不再是什么艰难之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那个房间还在，心里知道它完好无损地在那里，就像自己已经身处其中了。这个房间就是一个世界，是一块关于过去的小地方，连灭绝动物也可以在其中自由行走。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也是另外一种灭绝了的动物，每次上楼前，他都要跟查林顿先生寒暄几句。这个老头似乎很少或者可以说从不外出，另外他那里好像也没什么人光顾。他生活得像一知幽灵，来往于阴暗狭小的店铺和铺子后面那个更狭窄的厨房之间。除了做饭需要用到的厨具外，还有一台老式留声机在那里，喇叭大得很。有机会和别人聊天，他看起来挺开心的。当他游走在那堆一文不值的物品中时，他那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以及被那件天鹅绒上衣压得很低的肩膀，都让他看起来有一种艺术收藏家的气质，而不是一个生意人。每次看到温斯顿，他指着一堆破铜烂铁，像瓷器瓶子塞、破鼻烟盒上了油漆的盖子、里面放着一缕某个已不在人世孩子头发的仿金项链盒——他从来都不开口说温斯顿你应该买下，只是说你应该欣赏一下。跟他一起聊天，感觉声音是从一个古老的音乐盒里出来的。他从自己记忆的角落里，又扯出了一些原本已经忘掉的歌谣片段，有一首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另外一首是关于一只奶牛如何把牛角弄掉了的，还有一首是讲述了一只大公鸡罗宾死亡的故事。“我恰好想起或许你会感兴趣呢。”每次他想起一首新歌谣的时候，就会轻轻笑着说上这么一句，有点自我嘲笑的意味。遗憾的是，每次他只能记起几句而已。
温斯顿和茱莉亚都知道，这种日子不会持续很久。实际上这个阴影也一直存在于他们心中。有一段时间，死亡临近之感犹如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手可及。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以绝望的心情紧紧抱在一起，像一个即将走进刑场的人，在钟声敲响前的五分钟里，拼命抓住生命中最后的快乐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幻想着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着他们会天长地久地在一起。他们觉得，只要能留在这个房间里，就不会有东西来伤害他们。要到这个房间来，道路虽然是艰难且危险的，但这个房间本身就是一个避难所。这种感觉就像温斯顿每次盯着玻璃镇纸看的时候一样，他感觉自己可以进入这个玻璃世界中去，但一进入里面，时间就停住了。他们经常做起逃避现实的白日梦来，相信自己会永远手持幸运走下去，像现在一样偷偷摸摸过上一辈子。或者凯瑟琳会突然死去，而他和茱莉亚耍上一些微妙的计谋，他们就可以顺利结婚；或者他们两个一起自杀；再或者他们就一起消失，通过改头换面之后再学无产者的口音到工厂中找工作，然后在某条街住下，不为人知地过一辈子。这都是白日梦，他们也都知道，在现实中，其实根本无路可逃。即使是惟一可操控的计划——自杀，他们也不愿意就这样了结此生。有一天就活一天，有一星期就活一星期吧，过着这种得过且过毫无未来可言的生活，似乎也是一种无法抑制的自然本能，像肺功能一样，只要有一口空气，就会呼吸上一口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会谈论如何采取积极的反抗行动来和党对着干，然而如何下手却心里毫无底数。就算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但怎么加入进去也是个问题。温斯顿告诉茱莉亚他和奥布兰之间那种时隐时现奇怪的亲近感，他自己也偶尔会感受到心底那股冲动，想走到他跟前，跟他直接说出“我就是党的敌人，请你帮我”的冲动。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茱莉亚并不觉得这是莽撞之举。她习惯了通过别人的表情来判断一个人，对她而言，温斯顿会通过一个眼神来确定奥布兰值得信赖，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她觉得更理所当然的是，几乎每个人在私底下都是憎恨党的存在的，如果判断这样做是安全的话，他们肯定会违反所谓的规定。但是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那种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以及那些地下军队的传言都是一派胡言，那只是党为了迎合自身的实际需要而编造出来的，而你们不得不假装相信他们的存在。在那些数不清的党的集会和那些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她一直是那个拉扯着大嗓门高喊处死那些她闻所未闻人名字的人，但却是一点儿都不相信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当遇上公审时，她所参加的那个青年团分队，就会从早到晚都包围住法院，还时不时发出“处死那些卖国贼！”的口号。在两分钟的仇恨会上，她骂起戈斯坦因来比任何人都要卖力，但对于戈斯坦是何人，他持何种主义，却只有模糊的印象。她成长于革命后，太小所以根本记不清五六十年代曾发生过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无法想象会存在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在任何情况下，党都是所向披靡的，它会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如初。如果你想反抗，只能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充其量也不过是搞出些独立暴力事件来反抗而已，如暗杀某个人或者炸掉一些建筑物之类的。
但在某些方面，她远比温斯顿要敏锐，也更不容易受到党宣传的影响。有一次，他刚好说到一件事，提及了我们跟欧亚国的战争。但她很随意地说，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战争，那些落到伦敦街头的火箭弹很可能就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只是想让人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这实在让他很惊讶，而且他自己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她还说到，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她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忍着不笑出声来，这也让他也心生羡慕。除非党的宣传教育已经在某种方式上影响到她的生活，否则她是不会去质疑它的。她是经常做好准备要接受这种官方神话了，反正在她看来，党所说的是真是假对她而言都无足轻重。譬如说，她相信党发明了飞机，这是从学校就学来的（温斯顿记得在五十年代上学的时候，党只说自己发明了直升机。十多年后到茱莉亚上学时，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按照这样的推算，党会在下一代的孩子中说自己已经发明蒸汽机了。）他告诉她，在他出生和革命以前就有飞机了，但这件事对她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毕竟，是谁发明了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更令温斯顿震惊的是，他从谈话中知道，茱莉亚完全忘记了四年前和大洋国交战的是东亚国，而不是她记得的欧亚国。虽然她认为整场战争不过是个骗人的玩意，但总不能连敌人的名字变了都没留意到呀。“我以为我们一直是跟欧亚国打仗呢。”她淡淡地说着。这又让温斯顿感到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可以追溯到她出生以前，但是战争对象的转换是四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她已成年。他和她争论了大约十五分钟，最后成功扭转了她的记忆，她确实依稀记起大洋国的敌人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还是坚持认为这些事情无关痛痒。“管他呢，”她很不耐烦地说，“战争总是一个挨着一个，而所有的消息全都是撒谎。”
有时候，他谈起他在档案司以及他所从事的那种无耻的伪造工作，这些事情好像都吓不到她。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她感受不到脚下的深渊正张开血盆大口。接着他告诉她关于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故事，还有那张他手里捏过的可以证明党篡改历史的纸条。这也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起初，她根本没领会到温斯顿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所在。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道。
“不，我从来没认识过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而且，他们年纪比我的大多了，他们是属于革命前那一代人，我只是从外貌上认出他们而已。”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杀掉，不是吗？”
他尝试着想让她明白：“这是一个特例。这不仅仅是某些人被杀掉的问题那么简单。你还记得从昨天开始往前推的那些过去吗？其实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如果它还存在某个地方的话，那就是存在于某些少数的实在之物上，没有附带任何文字说明，就像我们看到的这块玻璃一样。对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情，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一无所知了。每份记录都被销毁或被伪造，每本书都经过改写，每张图画都被重新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道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个日期都被修改过，而这一切的一切，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着。历史已经戛然而止，除了党所认可的正确的无穷无尽的‘现在’，其他一切都荡然无存。我当然知道过去一切都被篡改过，但对我而言却永远无法去证明这一点，甚至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篡改工作的。只要这件事完成了，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唯一的证据仅仅存在于我的大脑中，但我无法确定是否有其他人也跟我一样拥有这种记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在事后，在那件事过去很多年以后，我还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用，因为没过几分钟我就把它扔掉了。但如果今天还遇上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把它留下来。”
“这个呢，我才不会这样干！”茱莉亚说，“我已经做好随时冒险的准备，但是要为值得的事情而干，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如果你保存下来的话，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不会怎么处理，但至少它是一个存在的证据，或许可以播下一点怀疑的种子来，或许哪天我也敢于拿给别人看一看。我不敢想象我们这一辈子能改变什么，但还是可以想象它会落到一些角落去，产生一些反抗的情绪——起先是一小群人结合在一起，然后慢慢壮大，甚至会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这样下一代的人就可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继承我们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毫无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的腰部以下才算得上是个叛徒。”他对她说。
她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太妙了，开心得一下子抱住了他。
对于党的洗脑教育引发的后果，她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他开始谈论英社原则、双重思想、历史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定以及使用那些新话单词，她就变得厌烦，不知所措。她说她从来不关心这种事情，既然知道那都是一些垃圾，为什么还让自己去瞎操心呢？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起来，什么时候该发出嘘嘘声就足够了。如果温斯顿非谈论这些事情不可，她就亮出她那令人难堪的习惯：倒头大睡。她是那种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就能倒头大睡的人。通过和她聊天，温斯顿知道，对于一个根本不知正统为何物的人来说，要摆出正统的姿势来真是太容易了。在某种意义上，最容易接受党那一套世界观的人，反而是对党毫无了解的人。只要稍微加以引导，他们就可以接受那些被严重歪曲的事实，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考虑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另外，他们也不怎么关注公共事件，不关注自身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了解这些也是一种难得的糊涂，至少他们是不会发疯的。他们轻易就接受一切，而他们所吞咽下去的也不会伤害他们，因为不留一点残渣，就像一粒谷物完全没经过咀嚼就吞下肚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