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夫塔一下子跳了起来，好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的工作我负责，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上面发指示，是要我照办，不是要我违抗。你骂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图夫塔一面用这样的话威胁保尔，一面示威似的拿过一堆没有拆开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用不着再谈下去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口，他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走回桌旁，拿起放在图夫塔面前的字条。登记分配部部长注意地瞧着保尔。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朵的年轻小老头，气呼呼地坐着，摆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的口吻冷冷地说。“当然，你可以给我扣上‘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请问你，要是有人事前没向你申请，自己一下子就死了，你有什么高招治他呢？这种事谁都会摊上，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关于这方面的条文指示，大概没有吧。”
“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图夫塔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摔到地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回击保尔，就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涌进了房间。其中有奥库涅夫。大家见了面，又是惊又是喜，问长问短，简直没有个完。过了几分钟，又进来一群青年，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她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惊喜地握住保尔的手，久久不放。
后来的人又逼着保尔把他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真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亲切而有力的拍肩打背，使他一时忘记了图夫塔。
说到最后，保尔把他和图夫塔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气愤地嚷了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到书记办公室去了。
“走，找涅日达诺夫书记去！他会叫他开窍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一起跟在奥莉加的后面，找书记去了。
“应该把图夫塔撤职，送到潘克拉托夫那儿去，在码头上当一年装卸工。他纯粹是个死抠公文的官僚！”奥莉加忿忿地对书记说。
团省委书记宽容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加还有其他同志提出的撤换图夫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没什么问题，马上就发给他团证。”涅日达诺夫安慰他们说，接着又表示：“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也得承认，他那摊子工作搞得相当不错。凡是我工作过的团委机关，统计和报表工作都搞得一塌胡涂，没有一个数字是可靠的。可是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门，统计工作一清二楚。你们自己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半夜。我想，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不过，要是换上一个小伙子，人也许挺痛快，就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倒是没有了，可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干吧。我好好克他一顿。这能管一阵子，以后看情况再说。”
“好吧，去他的！”奥库涅夫同意了。“走，保夫鲁沙，咱们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有人知道你活着，我要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保尔，你真行，没死就对了。真的，要是你死了，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他的话，接着就搂住保尔，推着他一起到走廊上去了。
“奥莉加，你来吗？”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吃午饭，没有等着，他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自己住处去了。他在苏维埃大楼有一间房子。他倾其所有，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堆报纸和两本厚厚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说：“这些东西你看看吧。你在家养病，耽误了不少时间。翻翻这些东西，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晚上回来，咱们一起到俱乐部去。累了，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奥库涅夫把一大沓文件、证明、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袋里——这位团区委书记根本不用公事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最后，又在房里兜了一个圈子，走出去了。
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屋里满地都是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拖了出来，有一部分就放在桌子上。保尔坐在床上，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指示信。这些信是他在奥库涅夫的枕头底下翻出来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样子喊道。“喂，等一等，你怎么偷看机密文件呢？
唉，真是开门揖盗啊！”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在一边。
“这正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的边都烤焦了，看见没有？”
奥库涅夫拿过那张烤焦了边的纸，看了看标题，拍了一下前额，惊叫道：“哎呀，这个鬼玩意儿！我一连找了它三天，连个影子也没有。现在我想起来了，是沃伦采夫前天用它做了灯罩，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把文件叠起来，塞在褥子下面。“过些时候都会收拾好的。”奥库涅夫自我安慰地说。“现在先吃点东西，再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坐到桌子这边来吧。”
奥库涅夫从衣袋里拿出一条用报纸包着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往边上推了推，在空出来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然后抓住鱼头，在桌子上摔打起来。
乐天派的奥库涅夫坐在桌沿上，起劲地嚼着，有说有笑地把最近的新闻告诉了保尔。
奥库涅夫从通勤口把保尔领到了后台。在宽敞的大厅里，靠舞台右侧的钢琴旁边，坐着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跟他们挤在一起。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是沃伦采夫。这位机车库团支部书记微微摇晃着身子，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他脸色红润，好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麦黄|色的，身上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褪了色的黑皮夹克。
他旁边是茨韦塔耶夫，懒洋洋地用胳膊肘拄在钢琴盖上。
茨韦塔耶夫是一个长着栗色头发、嘴唇线条分明的漂亮青年。
他的衬衫领子敞开着。
奥库涅夫走近这群青年的时候，听到安娜说的最后两句话：“有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搞得复杂化，茨韦塔耶夫就是这样。”
“共青团可不是随便进出的大杂院。”茨韦塔耶夫固执地用粗鲁而轻慢的语气反驳说。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多神气，活像一个擦亮的铜茶壶。”塔莉亚一见到奥库涅夫，就大声喊了起来。
奥库涅夫被拉进人群，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了问题：“你到哪儿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要大家安静下来：“弟兄们，别着急，托卡列夫马上就来，他一到咱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正向他们走来。奥库涅夫快步迎了上去。
“走，大叔，到后台去，我让你看一个熟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又出了什么新鲜事？”老人咕哝了一句，使劲抽了一口烟。奥库涅夫抓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摇得震天响，连那些最爱说话的人也赶紧闭上了嘴。
托卡列夫身后挂着《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作者的画像，看上去像雄狮。画像周围饰着青松扎成的框子。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一直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
“同志们，有一位同志要求在讨论当前团的任务以前，先说几句话，我和托卡列夫都同意，认为应该让他发言。”
会场里响起了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立刻宣布：“现在请保尔·柯察金发言，向大家表示问候！”
大厅里一百个人当中，至少有八十个认识保尔，所以当大家熟悉的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出现在舞台上，并且开始讲话的时候，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朋友们，我又回到你们中间来了，又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奥库涅夫给我看了一些材料，咱们索洛缅卡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铁路工厂和机车库再也没有人做打火机之类的私活了，已经报废的机车，又从废铁堆里拖了出来，进行彻底修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正在强大起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可为的。你们说，在这样的时候，我怎么能死呢！”说到这里，保尔脸上现出了幸福的笑容，两眼射出了炯炯的光芒。
保尔在一片欢迎声中走下舞台，向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和几个人握了手。朋友们挤出一个位子，让他坐下。塔莉亚把手放在保尔手上，紧紧地握着。
安娜睁圆了眼睛，睫毛微微颤动着，露出惊喜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的过去了，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内容。保尔早上起来，安排一天的工作，总苦于时间不够用，计划要做的事总有一些做不完。
保尔跟奥库涅夫住在一起。他在铁路工厂工作，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好久，奥库涅夫才同意他暂时不担任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可你倒想躲到车间去图清闲。你别拿病当借口。我也得过伤寒，好了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拄着棍子到区委会上班的。我知道你，保尔，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你跟我讲实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奥库涅夫追问保尔。
“尼古拉，原因就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地喊了起来：“啊，原来是这样！你想学习，那么照你说，我就不想吗？
老兄，你这是个人主义。这就是说，让我们大家都忙得团团转，你却坐着读书。这可不行啊，亲爱的，你明天就到组织部上班去吧。”
经过好一番争论，奥库涅夫终于让步了。
“好吧，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算是对你的特殊照顾。不过，你跟茨韦塔耶夫一定合不来，那个人很自高自大。”
对于保尔的回厂，茨韦塔耶夫确实是怀有戒心的。他认为保尔一回来，一定会跟他争夺领导权，于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就准备着进行反击。但是没过几天，他就认识到自己估计错了。当保尔听说厂团委打算叫他参加团委工作的时候，他立即跑到书记办公室，摆出他和奥库涅夫达成的“协议”，说服茨韦塔耶夫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销。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只负责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并没有想在支委会担任什么工作。尽管他正式表示不参加领导工作，但是他对工厂团组织的全部工作的影响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有好几次，他都以同志的态度，不声不响地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了困境。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不禁吃了一惊。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去多年积在上面的污垢，往外清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用一个大拖布使劲擦着满是油污的水泥地面。
“干吗这样下工夫大清扫？”茨韦塔耶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工作。这儿已经有二十年没打扫了。我们要在一周之内让车间焕然一新。”保尔简单地回答他说。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清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收拾院子。这个大院子很久以来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就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先不用着急。”
于是他们在自己车间门口用砖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安了一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住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扫工作并没有停，晚上下班以后一直在干。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已经面目一新了。
由于擦掉了多年的油垢，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了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的铜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精心地在轮辐上画了几个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奇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就要干完活了。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等一等，亲爱的。”总工程师叫住了他。“你们这样做，我倒是很赞赏，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我规定过，不经我批准，是不许动用油漆的。现在这种材料非常缺。油漆机车的部件，比你们现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这完全不违反规章制度，总工程师同志。”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很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搞好车间卫生的主动精神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吗？”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出，他确实是不大理解，便回答说：“当然罗。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那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叫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地不让油漆蹭到总工程师身上，从他身旁绕过，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的三个女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取得了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书橱上，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一本一本翻阅着，寻找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图书。这里大部分都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少量新书。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杰克·伦敦的《铁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１８７６—１９１６）的长篇小说，描写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译者］，还有几本别的书。在旧书里，保尔找到了一本叫《斯巴达克》［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１８３８—１９１５）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是公元前７４—前７１年意大利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袖。——译者］的小说，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读完，放到另一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内容相近的书放在一起。
他这样做，图书馆那三个馆员从来不过问，她们反正无所谓。
一件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缓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起初他不干，后来工长坚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这个人对别人要求过严，有些吹毛求疵，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还是个孟什维克，现在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但是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钻”，就急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了。
“你瞎了，还是昨天才来干活？！”他大声责问菲金。他知道这样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骂了工长一顿，并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只好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告状。菲金想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他没有停下机床，就赶紧跑去找注油器。可是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把菲金开除出厂。团支部公开袒护他，说这是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还是坚持要开除他，于是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团委会上讨论。事情就这样闹开了。
团委会的五个委员，有三个主张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委员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红布，还有几个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青年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还有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边，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来是个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一到职，他就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大发脾气，责备他们无所事事。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了敲扣着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让他进来。
保尔已经在朝一只空凳子走过去，茨韦塔耶夫把他叫住：“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朝桌子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跟这件事有联系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了不便于讨论。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的两道眉毛中间现出了一条深深的皱纹。
“干吗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保尔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一面在方凳上坐下来。“我要说的是，”霍穆托夫谈到了正题。“大家对霍多罗夫有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他确实不合群，不过咱们的纪律也够糟的。要是所有的团员都这么随便弄坏钻头，咱们还拿什么干活？这会给团外青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没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已经了解了团委对菲金事件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保尔的声音竟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仅仅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
“这些数字是考勤员给我的。请你们注意听一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照例旷工一天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并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还可以，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缩小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讲空话，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过错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却常常寻找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不错，他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筑路工地经受过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有他们参加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落后现象。不过，应当永远抛弃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
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这一席话却说得激烈而尖锐。
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尔的意见。他认为保尔的发言是针对团组织的全盘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偏袒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竟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吧，茨韦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不过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坚持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是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先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尔到托卡列夫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盛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然后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厚地说：“吃吧，亲爱的。”
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串门，坐到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用心地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边忙着用勺吃饭，一边嗯、嗯地答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
“你当然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认真地抓一抓了。
铁路工厂是这个区的重点单位，应该从这个厂下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反正什么都干点。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有点不好开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还想多学习点东西，这一段没正式担任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不好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说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这样吧，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别再拖了。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哪有这样的事！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法辩解。明天你就要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得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结束了他的话，语气里有点不满意。
“大叔，你可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别给我安排工作的。”保尔这样替奥库涅夫说情。
托卡列夫嘲笑地嘘了一声，说：“你要求他，他就答应你，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对你们这帮共青团员简直没办法……来吧，孩子，你还是照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这两只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同意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党团员提出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挺着脖子，不肯认错，后来党委书记洛帕欣发了言，这位因为患肺结核而面色苍白的老同志把他问得哑口无言，他才软下来，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出几篇文章，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地朗读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菲金被开除了，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在会上，人们异常肃静，认真地听着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目前的任务，谈到工厂现在进入了新阶段。
散会之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道走吧，有些事要跟你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闷声闷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跟他并排走了几步，到一条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们坐一会儿吧。”保尔首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茨韦塔耶夫，你说说，干吗你总把我看作眼中钉呢？”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你要谈的原来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诧，不自然地说。
保尔坚定地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家才来这一套呢。你干脆回答我，为什么我总不合你的心意？”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你干吗缠着我？哪有什么眼中钉！是我亲自建议让你担任工作的嘛。你当时拒绝了，现在倒成了我在排挤你。”
“我的工作我负责，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上面发指示，是要我照办，不是要我违抗。你骂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图夫塔一面用这样的话威胁保尔，一面示威似的拿过一堆没有拆开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用不着再谈下去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口，他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走回桌旁，拿起放在图夫塔面前的字条。登记分配部部长注意地瞧着保尔。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朵的年轻小老头，气呼呼地坐着，摆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的口吻冷冷地说。“当然，你可以给我扣上‘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请问你，要是有人事前没向你申请，自己一下子就死了，你有什么高招治他呢？这种事谁都会摊上，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关于这方面的条文指示，大概没有吧。”
“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图夫塔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摔到地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回击保尔，就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涌进了房间。其中有奥库涅夫。大家见了面，又是惊又是喜，问长问短，简直没有个完。过了几分钟，又进来一群青年，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她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惊喜地握住保尔的手，久久不放。
后来的人又逼着保尔把他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真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亲切而有力的拍肩打背，使他一时忘记了图夫塔。
说到最后，保尔把他和图夫塔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气愤地嚷了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到书记办公室去了。
“走，找涅日达诺夫书记去！他会叫他开窍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一起跟在奥莉加的后面，找书记去了。
“应该把图夫塔撤职，送到潘克拉托夫那儿去，在码头上当一年装卸工。他纯粹是个死抠公文的官僚！”奥莉加忿忿地对书记说。
团省委书记宽容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加还有其他同志提出的撤换图夫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没什么问题，马上就发给他团证。”涅日达诺夫安慰他们说，接着又表示：“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也得承认，他那摊子工作搞得相当不错。凡是我工作过的团委机关，统计和报表工作都搞得一塌胡涂，没有一个数字是可靠的。可是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门，统计工作一清二楚。你们自己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半夜。我想，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不过，要是换上一个小伙子，人也许挺痛快，就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倒是没有了，可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干吧。我好好克他一顿。这能管一阵子，以后看情况再说。”
“好吧，去他的！”奥库涅夫同意了。“走，保夫鲁沙，咱们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有人知道你活着，我要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保尔，你真行，没死就对了。真的，要是你死了，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他的话，接着就搂住保尔，推着他一起到走廊上去了。
“奥莉加，你来吗？”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吃午饭，没有等着，他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自己住处去了。他在苏维埃大楼有一间房子。他倾其所有，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堆报纸和两本厚厚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说：“这些东西你看看吧。你在家养病，耽误了不少时间。翻翻这些东西，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晚上回来，咱们一起到俱乐部去。累了，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奥库涅夫把一大沓文件、证明、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袋里——这位团区委书记根本不用公事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最后，又在房里兜了一个圈子，走出去了。
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屋里满地都是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拖了出来，有一部分就放在桌子上。保尔坐在床上，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指示信。这些信是他在奥库涅夫的枕头底下翻出来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样子喊道。“喂，等一等，你怎么偷看机密文件呢？
唉，真是开门揖盗啊！”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在一边。
“这正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的边都烤焦了，看见没有？”
奥库涅夫拿过那张烤焦了边的纸，看了看标题，拍了一下前额，惊叫道：“哎呀，这个鬼玩意儿！我一连找了它三天，连个影子也没有。现在我想起来了，是沃伦采夫前天用它做了灯罩，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把文件叠起来，塞在褥子下面。“过些时候都会收拾好的。”奥库涅夫自我安慰地说。“现在先吃点东西，再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坐到桌子这边来吧。”
奥库涅夫从衣袋里拿出一条用报纸包着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往边上推了推，在空出来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然后抓住鱼头，在桌子上摔打起来。
乐天派的奥库涅夫坐在桌沿上，起劲地嚼着，有说有笑地把最近的新闻告诉了保尔。
奥库涅夫从通勤口把保尔领到了后台。在宽敞的大厅里，靠舞台右侧的钢琴旁边，坐着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跟他们挤在一起。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是沃伦采夫。这位机车库团支部书记微微摇晃着身子，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他脸色红润，好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麦黄|色的，身上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褪了色的黑皮夹克。
他旁边是茨韦塔耶夫，懒洋洋地用胳膊肘拄在钢琴盖上。
茨韦塔耶夫是一个长着栗色头发、嘴唇线条分明的漂亮青年。
他的衬衫领子敞开着。
奥库涅夫走近这群青年的时候，听到安娜说的最后两句话：“有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搞得复杂化，茨韦塔耶夫就是这样。”
“共青团可不是随便进出的大杂院。”茨韦塔耶夫固执地用粗鲁而轻慢的语气反驳说。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多神气，活像一个擦亮的铜茶壶。”塔莉亚一见到奥库涅夫，就大声喊了起来。
奥库涅夫被拉进人群，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了问题：“你到哪儿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要大家安静下来：“弟兄们，别着急，托卡列夫马上就来，他一到咱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正向他们走来。奥库涅夫快步迎了上去。
“走，大叔，到后台去，我让你看一个熟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又出了什么新鲜事？”老人咕哝了一句，使劲抽了一口烟。奥库涅夫抓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摇得震天响，连那些最爱说话的人也赶紧闭上了嘴。
托卡列夫身后挂着《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作者的画像，看上去像雄狮。画像周围饰着青松扎成的框子。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一直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
“同志们，有一位同志要求在讨论当前团的任务以前，先说几句话，我和托卡列夫都同意，认为应该让他发言。”
会场里响起了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立刻宣布：“现在请保尔·柯察金发言，向大家表示问候！”
大厅里一百个人当中，至少有八十个认识保尔，所以当大家熟悉的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出现在舞台上，并且开始讲话的时候，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朋友们，我又回到你们中间来了，又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奥库涅夫给我看了一些材料，咱们索洛缅卡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铁路工厂和机车库再也没有人做打火机之类的私活了，已经报废的机车，又从废铁堆里拖了出来，进行彻底修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正在强大起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可为的。你们说，在这样的时候，我怎么能死呢！”说到这里，保尔脸上现出了幸福的笑容，两眼射出了炯炯的光芒。
保尔在一片欢迎声中走下舞台，向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和几个人握了手。朋友们挤出一个位子，让他坐下。塔莉亚把手放在保尔手上，紧紧地握着。
安娜睁圆了眼睛，睫毛微微颤动着，露出惊喜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的过去了，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内容。保尔早上起来，安排一天的工作，总苦于时间不够用，计划要做的事总有一些做不完。
保尔跟奥库涅夫住在一起。他在铁路工厂工作，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好久，奥库涅夫才同意他暂时不担任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可你倒想躲到车间去图清闲。你别拿病当借口。我也得过伤寒，好了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拄着棍子到区委会上班的。我知道你，保尔，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你跟我讲实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奥库涅夫追问保尔。
“尼古拉，原因就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地喊了起来：“啊，原来是这样！你想学习，那么照你说，我就不想吗？
老兄，你这是个人主义。这就是说，让我们大家都忙得团团转，你却坐着读书。这可不行啊，亲爱的，你明天就到组织部上班去吧。”
经过好一番争论，奥库涅夫终于让步了。
“好吧，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算是对你的特殊照顾。不过，你跟茨韦塔耶夫一定合不来，那个人很自高自大。”
对于保尔的回厂，茨韦塔耶夫确实是怀有戒心的。他认为保尔一回来，一定会跟他争夺领导权，于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就准备着进行反击。但是没过几天，他就认识到自己估计错了。当保尔听说厂团委打算叫他参加团委工作的时候，他立即跑到书记办公室，摆出他和奥库涅夫达成的“协议”，说服茨韦塔耶夫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销。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只负责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并没有想在支委会担任什么工作。尽管他正式表示不参加领导工作，但是他对工厂团组织的全部工作的影响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有好几次，他都以同志的态度，不声不响地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了困境。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不禁吃了一惊。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去多年积在上面的污垢，往外清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用一个大拖布使劲擦着满是油污的水泥地面。
“干吗这样下工夫大清扫？”茨韦塔耶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工作。这儿已经有二十年没打扫了。我们要在一周之内让车间焕然一新。”保尔简单地回答他说。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清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收拾院子。这个大院子很久以来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就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先不用着急。”
于是他们在自己车间门口用砖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安了一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住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扫工作并没有停，晚上下班以后一直在干。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已经面目一新了。
由于擦掉了多年的油垢，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了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的铜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精心地在轮辐上画了几个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奇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就要干完活了。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等一等，亲爱的。”总工程师叫住了他。“你们这样做，我倒是很赞赏，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我规定过，不经我批准，是不许动用油漆的。现在这种材料非常缺。油漆机车的部件，比你们现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这完全不违反规章制度，总工程师同志。”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很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搞好车间卫生的主动精神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吗？”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出，他确实是不大理解，便回答说：“当然罗。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那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叫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地不让油漆蹭到总工程师身上，从他身旁绕过，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的三个女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取得了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书橱上，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一本一本翻阅着，寻找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图书。这里大部分都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少量新书。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杰克·伦敦的《铁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１８７６—１９１６）的长篇小说，描写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译者］，还有几本别的书。在旧书里，保尔找到了一本叫《斯巴达克》［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１８３８—１９１５）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是公元前７４—前７１年意大利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袖。——译者］的小说，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读完，放到另一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内容相近的书放在一起。
他这样做，图书馆那三个馆员从来不过问，她们反正无所谓。
一件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缓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起初他不干，后来工长坚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这个人对别人要求过严，有些吹毛求疵，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还是个孟什维克，现在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但是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钻”，就急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了。
“你瞎了，还是昨天才来干活？！”他大声责问菲金。他知道这样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骂了工长一顿，并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只好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告状。菲金想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他没有停下机床，就赶紧跑去找注油器。可是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把菲金开除出厂。团支部公开袒护他，说这是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还是坚持要开除他，于是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团委会上讨论。事情就这样闹开了。
团委会的五个委员，有三个主张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委员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红布，还有几个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青年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还有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边，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来是个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一到职，他就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大发脾气，责备他们无所事事。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了敲扣着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让他进来。
保尔已经在朝一只空凳子走过去，茨韦塔耶夫把他叫住：“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朝桌子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跟这件事有联系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了不便于讨论。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的两道眉毛中间现出了一条深深的皱纹。
“干吗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保尔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一面在方凳上坐下来。“我要说的是，”霍穆托夫谈到了正题。“大家对霍多罗夫有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他确实不合群，不过咱们的纪律也够糟的。要是所有的团员都这么随便弄坏钻头，咱们还拿什么干活？这会给团外青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没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已经了解了团委对菲金事件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保尔的声音竟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仅仅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
“这些数字是考勤员给我的。请你们注意听一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照例旷工一天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并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还可以，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缩小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讲空话，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过错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却常常寻找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不错，他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筑路工地经受过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有他们参加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落后现象。不过，应当永远抛弃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
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这一席话却说得激烈而尖锐。
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尔的意见。他认为保尔的发言是针对团组织的全盘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偏袒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竟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吧，茨韦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不过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坚持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是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先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尔到托卡列夫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盛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然后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厚地说：“吃吧，亲爱的。”
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串门，坐到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用心地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边忙着用勺吃饭，一边嗯、嗯地答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
“你当然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认真地抓一抓了。
铁路工厂是这个区的重点单位，应该从这个厂下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反正什么都干点。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有点不好开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还想多学习点东西，这一段没正式担任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不好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说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这样吧，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别再拖了。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哪有这样的事！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法辩解。明天你就要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得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结束了他的话，语气里有点不满意。
“大叔，你可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别给我安排工作的。”保尔这样替奥库涅夫说情。
托卡列夫嘲笑地嘘了一声，说：“你要求他，他就答应你，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对你们这帮共青团员简直没办法……来吧，孩子，你还是照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这两只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同意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党团员提出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挺着脖子，不肯认错，后来党委书记洛帕欣发了言，这位因为患肺结核而面色苍白的老同志把他问得哑口无言，他才软下来，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出几篇文章，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地朗读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菲金被开除了，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在会上，人们异常肃静，认真地听着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目前的任务，谈到工厂现在进入了新阶段。
散会之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道走吧，有些事要跟你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闷声闷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跟他并排走了几步，到一条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们坐一会儿吧。”保尔首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茨韦塔耶夫，你说说，干吗你总把我看作眼中钉呢？”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你要谈的原来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诧，不自然地说。
保尔坚定地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家才来这一套呢。你干脆回答我，为什么我总不合你的心意？”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你干吗缠着我？哪有什么眼中钉！是我亲自建议让你担任工作的嘛。你当时拒绝了，现在倒成了我在排挤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