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即使距离电幕如此的近，也阻止不了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把口述器拉到跟前，吹走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然后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了一起。
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气筒喷口。口述器的右边是个小气力输送管，要输送的是一些书面通知，左边大一点的输送来的是报纸。在温斯顿触手可及的侧面墙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口子，被铁丝罩着，用来处理废纸。类似这样的口子在这座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不仅每个房间里有，而且每条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口子有一种绰号叫“记忆洞”。当你明白哪一份文件应该被销毁时，甚至你看见一张躺在地上的纸片，都会习惯性地打开最近的“记忆洞”的盖子，把它扔进去，而且马上就会被一股暖和的气流所卷走，卷到楼下一个不知名字的大锅炉里烧掉。
正在工作的温斯顿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所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上面都只有一两句话的信息，是以行话写的——并不是真正的新话，但包含着大量的新话词语——供内部所使用的。这些信息是：
《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排错核正最新一期《泰晤士报》14284富部报错巧克力定量请改正《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温斯顿把第四则信息放在一旁，心底隐约有种满足感。那是一件复杂且责任重大的工作，是要留到最后做的。另外的三则信息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尽管第二则或许需要去整理一大串的数字，有些单调乏味。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打了“过期报刊”的号码，要了对应日期的《泰晤士报》，没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来了。他接到的信息中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篡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改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静无事，但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起进攻。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在北非毫无动静。因此需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那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的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数字。今天出版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来预测的数字，使它们和后来的数字达成一致。至于第三则信息，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距离现在最近的二月，富裕部曾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削减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的，这个星期刚刚过完，巧克力的定量供应将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用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完一则信息，就把口述器记录下的更正纸条和那天的《泰晤士报》别在一起送进气力输送管。然后，尽量表现得像无意为之，把原来的信息和他所记下的笔迹揉成一团丢进记忆洞，为大火所吞噬。
气力输送管最终会通向何处，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发生着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并不清楚，但一般的情况他还是了解的。一旦对《泰晤士报》上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集齐全并改正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进行重印，原来的报纸也需要被销毁，改正后的报纸则进行存档所用。这种不断篡改的工作不仅仅用在报纸上，也会在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上——但凡涉及到政治或者思想层面的印刷品或者文件，都是如此。每一天，几乎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对过去进行修改，改动成和现在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党所做的每一个预言都被档案所证明是正确的，凡是和当前的需要不相符的任何新闻或者意见，都不允许留有记录。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写的本子，只要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擦干净重新记录。这些行为一旦完成，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篡改历史的事情了。在档案司最大的一个处里——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把一切内容过时需销毁的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因为政治结盟或者老大哥的预言出了错，有些《泰晤士报》可能已经篡改过了十几次，但是档案的日期仍旧是原来的，不会有原来的报纸或者其他版本留下来。书籍也被一遍遍回收改写，重新发行时候也不会承认做过任何的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进行伪造，提及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而已。
实际上，当他在修改富裕部数字的时候想到，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伪造，只不过是用一个谎言代替另外一个谎言而已。你所处理的绝大多数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和现实之间的那种关联也不存在。修改前后的统计数字都是荒诞不经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字都是指望你在脑子里杜撰出来而已。例如，富裕部预测这个季度的靴子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但实际的产量却只有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数据时将一亿四千五百万双降低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照样可以宣称超额完成计划。反正，无论六千二百万、五千七百万还是一亿四千五百万，跟真实的情况比起来，都是一样的离谱，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一双鞋子都没有生产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谁也不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不用说关心这些事了。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着赤脚。不论大小每一样被记录下来的事实都是如此。一切都褪去色彩，变成了一个影子的世界，最后甚至连年份也无法确定了。
温斯顿朝大厅那边望去。在位置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狄洛森的矮个子男人在忙碌着。他外表精明、下巴稍微有点黑，膝盖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口述器的话筒。他的样子仿佛是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除了电幕以外。他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向着温斯顿的方向白了一眼。
温斯顿一点都不了解狄洛森，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档案司的人并不喜欢谈论他们的工作。在这条长而无窗的大厅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小办公室，站在这里总是能听见纸张的沙沙声和对着口述器说话的嗡嗡声。在这些小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中，有十几个人是温斯顿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虽然他每天都看着他们进进出出，或者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手舞足蹈。他知道，在他隔壁小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是从早忙到晚的，她所做的就是在报纸上查找那些已经被人间蒸发，所以被认为是从来就不存在过的人的名字，然后删除掉。她来做这类工作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就在两年前被人间蒸发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是一个性情温和，样子有点窝囊，而且工作心不在焉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安普福斯，他耳朵上的汗毛长得非常浓密，在诗词韵律方面却造诣颇高。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删改一些在思想方面有问题，但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需要保留下来并集合起来进行篡改的诗歌合集——他们称之为定稿本。在这个大厅里工作的大概有五十多人，这仅仅是一个科而已，只不过是整个档案司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的一个细胞而已。上下左右，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着各种各样无法想象的工作。这里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辑校对人员、排版专家和一些制造假照片需要的精密暗房；还有电视节目部，有工程师、制作人员和许多的演员参与其中，这些演员能够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具备模仿别人说话的特长；还有大批的资料员，他们要做的是列出那些应该被回收的书籍和期刊的名单；有很大的仓库来储藏篡改后的文件和隐秘的锅炉来焚烧原件。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匿名的智囊团，他们在制定政策，确定过去的事实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篡改，另外的部分则需要完全消除，不能留下蛛丝马迹。
说到根本上，档案司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重新塑造过去，而是面向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信息、指示或者娱乐，从雕像到口号，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小孩子用的拼字书到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仅要满足党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且要搞出一套层次稍低的东西来供无产阶级享用，所以设立了一系列不同的部门，来负责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以及大众娱乐，所制造出来的垃圾报纸，除了体育、凶杀案、占星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言，还有骇人听闻五分钱一本的廉价小说和色情电影，一些完全是通过一种作曲机器谱写出来的伤感歌曲。甚至还有整整一科——用新话来说叫“色情科”的——从事的是最粗俗的色情创作，发行时候用的也是密封的包装，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温斯顿在工作的时候，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又滑出了三则信息，不过都是一些简单的事情而已，在两分钟仇恨大会开始之前他就处理完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词典，将口述器推到一边去，擦了擦眼镜，然后开始干这天上午最主要的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了。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例行公事而已，但的确有一些难度大而且复杂的工作，做起来能让人像钻研数学题一样沉浸其中——那是一些精细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对英社原则的了解和党希望你写什么样的话有所理解之外，是没什么可以作为指南的了。温斯顿很擅长做这种事，他曾经受命修改《泰晤士报》中完全是用新话写的社论。他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信息通知单，上面写着：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这则信息通知用旧话（或者标准的英语）可以这样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的《泰晤士报》对老大哥当日指示的报道非常不好，其中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放入档案前把草稿提交到上一级。
温斯顿通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老大哥的当日指示主要是为了表扬一个叫FFCC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是向水上堡垒中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可以改善生活的用品。有一位名字叫威瑟斯的同志——他是一名内党成员——被特别点名并授予了二等功。
但是，三个月后，FFCC突然解散了，什么原因无法得知。可以猜想到的是威瑟斯和他的同伴们如今已经失势，但是报纸或者电幕都没有报道这一相关事件。这也在预料之中，因为政治犯一般都不会进行公开审判或者谴责的。在对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卖国贼和思想犯被要求公审，他们低声下气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然后被处决，那都是几年才有一次的事，而且是特意做给大家看的。更常见的是，干脆就让那些对党有所不满的人无故失踪，销声匿迹。谁都无法得知，他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下场。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死。在温斯顿所认识的人中，先后这样无缘无故失踪的就有差不多三十来个，还不包括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枚回形针轻轻地刮着他的鼻子。对面那个小办公室里，狄洛森同志还在那台口述器面前诡异地说着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片里又折射出一阵白眼之光。温斯顿心里在嘀咕，狄洛森是不是和自己干着一样的工作，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像这种高难度工作是不会单独交给一个人去完成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个工作交付给一个委员来做的话就等于公开承认伪造了。极其有可能同时有十几个人在修改老大哥所说过的话，将来再由一个党内的智囊团来选择其中一个版本，重新进行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档案，成为真理。
温斯顿想不明白为什么威瑟斯会失势，要么是因为腐败或者无能，要么是老大哥只不过想铲除掉一个太过于张扬的下属而已，要么威瑟斯或者他身边某个亲近的人有异端的倾向，要么可能是——这是最有可能的——这种事情的发生，只不过是因为清洗和人间蒸发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了政府运转机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了。通知信息上唯一一条真正的线索是“提到非人”这几个字，这就说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人们被捕的时候，你不能每次都做这样的假想。有时候他们会获释出来，在被处决之前可以多享受一两年的自由生活。也有这样的偶然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证词又牵涉到好几百人，然后再次人间蒸发，这次是永远性消失了。但是威瑟斯已经是个“非人”了，他不在了，不曾存在过了。温斯顿想好了，仅仅是改变一下老大哥讲话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将讲话的内容修改得和原来的毫无相关才好。
他可以把讲话转变成常见的那种对卖国贼和思想犯的谴责，不过这有点过于明显了，但活生生编造出一次前线战争的胜利，或者是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这种事情，对于修改工作又过于复杂，最好还是能够进行纯粹天马行空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叫奥吉维同志的形象来，他最近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有时候老大哥的每日指示，是为了纪念某个地位很一般的普通党员，他的生和死都成为了学习的榜样。今天，他应该纪念一下奥吉维同志，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但只要印刷上几行字和伪造几张照片，这样一个人马上就活生生地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然后将口述器拉向自己，开始用老大哥所熟悉的口吻进行口授：这个口吻既是好战的又是迂腐的，而且采用了先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的招式（“同志们，我们从这件事中得出什么样的教训呢？教训——就是英社的基本原则——这个……”诸如此类），是很容易模仿的。
三岁，奥吉维同志除了一面鼓、一挺冲锋枪、一架直升飞机模型，别的玩具都不要；六岁，由于受到特殊照顾比一般情况要早一年参加了少年侦察队；九岁，当上了中队长；十一岁，偷听了叔叔的谈话，觉得有犯罪的倾向，就向思想警察揭发了叔叔；十七岁，担任青少年反对性联盟的地方组织者；十九岁，设计了一种手榴弹并被和平部采用，第一次试用就炸死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在战斗中牺牲，当时他携带着重要文件飞行在印度洋上空，被敌军的喷气机追击，他就把自己和机关枪紧紧绑在一起，跳出直升飞机，带着文件葬身海底——这是一个让人想起来不得不羡慕的结局。老大哥还对奥吉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心耿耿补充了几句。他烟酒都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呆上一个小时以外，再无任何消遣活动可言。他发誓要过一种独身的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这种生活方式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尽心尽责工作是互相矛盾的。除了英社的原则，他与人再无共同话题可谈，生活中除了打败欧亚国的敌军和挖出哪些间谍、破坏分子、思想和卖国贼以外，没其他目标可言。
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同志卓越的功勋奖章，温斯顿犹豫不决，最后决定还是不要为妙，因为这样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反复核对工作。
他又看了一眼对面小办公室的那个竞争者，似乎有种东西在告诉他，狄洛森正和他做着一模一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最后究竟会采用谁的创作成果，但他深信一定会是他自己那份。一个小时以前，都还没想象过的奥吉维同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温斯顿忽然想到，死人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活人却不行，这真是一件荒唐的事。奥吉维同志，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现在却被载入史册，一旦伪造这个行为被遗忘掉，他就能像查理曼大帝或者凯撒大帝那样真实存在着，而且有理有据。
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气筒喷口。口述器的右边是个小气力输送管，要输送的是一些书面通知，左边大一点的输送来的是报纸。在温斯顿触手可及的侧面墙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口子，被铁丝罩着，用来处理废纸。类似这样的口子在这座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不仅每个房间里有，而且每条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口子有一种绰号叫“记忆洞”。当你明白哪一份文件应该被销毁时，甚至你看见一张躺在地上的纸片，都会习惯性地打开最近的“记忆洞”的盖子，把它扔进去，而且马上就会被一股暖和的气流所卷走，卷到楼下一个不知名字的大锅炉里烧掉。
正在工作的温斯顿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所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上面都只有一两句话的信息，是以行话写的——并不是真正的新话，但包含着大量的新话词语——供内部所使用的。这些信息是：
《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排错核正最新一期《泰晤士报》14284富部报错巧克力定量请改正《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温斯顿把第四则信息放在一旁，心底隐约有种满足感。那是一件复杂且责任重大的工作，是要留到最后做的。另外的三则信息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尽管第二则或许需要去整理一大串的数字，有些单调乏味。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打了“过期报刊”的号码，要了对应日期的《泰晤士报》，没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来了。他接到的信息中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篡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改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静无事，但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起进攻。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在北非毫无动静。因此需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那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的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数字。今天出版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来预测的数字，使它们和后来的数字达成一致。至于第三则信息，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距离现在最近的二月，富裕部曾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削减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的，这个星期刚刚过完，巧克力的定量供应将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用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完一则信息，就把口述器记录下的更正纸条和那天的《泰晤士报》别在一起送进气力输送管。然后，尽量表现得像无意为之，把原来的信息和他所记下的笔迹揉成一团丢进记忆洞，为大火所吞噬。
气力输送管最终会通向何处，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发生着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并不清楚，但一般的情况他还是了解的。一旦对《泰晤士报》上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集齐全并改正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进行重印，原来的报纸也需要被销毁，改正后的报纸则进行存档所用。这种不断篡改的工作不仅仅用在报纸上，也会在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上——但凡涉及到政治或者思想层面的印刷品或者文件，都是如此。每一天，几乎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对过去进行修改，改动成和现在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党所做的每一个预言都被档案所证明是正确的，凡是和当前的需要不相符的任何新闻或者意见，都不允许留有记录。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写的本子，只要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擦干净重新记录。这些行为一旦完成，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篡改历史的事情了。在档案司最大的一个处里——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把一切内容过时需销毁的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因为政治结盟或者老大哥的预言出了错，有些《泰晤士报》可能已经篡改过了十几次，但是档案的日期仍旧是原来的，不会有原来的报纸或者其他版本留下来。书籍也被一遍遍回收改写，重新发行时候也不会承认做过任何的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进行伪造，提及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而已。
实际上，当他在修改富裕部数字的时候想到，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伪造，只不过是用一个谎言代替另外一个谎言而已。你所处理的绝大多数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和现实之间的那种关联也不存在。修改前后的统计数字都是荒诞不经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字都是指望你在脑子里杜撰出来而已。例如，富裕部预测这个季度的靴子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但实际的产量却只有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数据时将一亿四千五百万双降低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照样可以宣称超额完成计划。反正，无论六千二百万、五千七百万还是一亿四千五百万，跟真实的情况比起来，都是一样的离谱，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一双鞋子都没有生产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谁也不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不用说关心这些事了。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着赤脚。不论大小每一样被记录下来的事实都是如此。一切都褪去色彩，变成了一个影子的世界，最后甚至连年份也无法确定了。
温斯顿朝大厅那边望去。在位置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狄洛森的矮个子男人在忙碌着。他外表精明、下巴稍微有点黑，膝盖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口述器的话筒。他的样子仿佛是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除了电幕以外。他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向着温斯顿的方向白了一眼。
温斯顿一点都不了解狄洛森，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档案司的人并不喜欢谈论他们的工作。在这条长而无窗的大厅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小办公室，站在这里总是能听见纸张的沙沙声和对着口述器说话的嗡嗡声。在这些小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中，有十几个人是温斯顿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虽然他每天都看着他们进进出出，或者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手舞足蹈。他知道，在他隔壁小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是从早忙到晚的，她所做的就是在报纸上查找那些已经被人间蒸发，所以被认为是从来就不存在过的人的名字，然后删除掉。她来做这类工作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就在两年前被人间蒸发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是一个性情温和，样子有点窝囊，而且工作心不在焉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安普福斯，他耳朵上的汗毛长得非常浓密，在诗词韵律方面却造诣颇高。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删改一些在思想方面有问题，但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需要保留下来并集合起来进行篡改的诗歌合集——他们称之为定稿本。在这个大厅里工作的大概有五十多人，这仅仅是一个科而已，只不过是整个档案司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的一个细胞而已。上下左右，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着各种各样无法想象的工作。这里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辑校对人员、排版专家和一些制造假照片需要的精密暗房；还有电视节目部，有工程师、制作人员和许多的演员参与其中，这些演员能够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具备模仿别人说话的特长；还有大批的资料员，他们要做的是列出那些应该被回收的书籍和期刊的名单；有很大的仓库来储藏篡改后的文件和隐秘的锅炉来焚烧原件。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匿名的智囊团，他们在制定政策，确定过去的事实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篡改，另外的部分则需要完全消除，不能留下蛛丝马迹。
说到根本上，档案司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重新塑造过去，而是面向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信息、指示或者娱乐，从雕像到口号，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小孩子用的拼字书到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仅要满足党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且要搞出一套层次稍低的东西来供无产阶级享用，所以设立了一系列不同的部门，来负责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以及大众娱乐，所制造出来的垃圾报纸，除了体育、凶杀案、占星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言，还有骇人听闻五分钱一本的廉价小说和色情电影，一些完全是通过一种作曲机器谱写出来的伤感歌曲。甚至还有整整一科——用新话来说叫“色情科”的——从事的是最粗俗的色情创作，发行时候用的也是密封的包装，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温斯顿在工作的时候，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又滑出了三则信息，不过都是一些简单的事情而已，在两分钟仇恨大会开始之前他就处理完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词典，将口述器推到一边去，擦了擦眼镜，然后开始干这天上午最主要的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了。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例行公事而已，但的确有一些难度大而且复杂的工作，做起来能让人像钻研数学题一样沉浸其中——那是一些精细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对英社原则的了解和党希望你写什么样的话有所理解之外，是没什么可以作为指南的了。温斯顿很擅长做这种事，他曾经受命修改《泰晤士报》中完全是用新话写的社论。他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信息通知单，上面写着：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这则信息通知用旧话（或者标准的英语）可以这样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的《泰晤士报》对老大哥当日指示的报道非常不好，其中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放入档案前把草稿提交到上一级。
温斯顿通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老大哥的当日指示主要是为了表扬一个叫FFCC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是向水上堡垒中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可以改善生活的用品。有一位名字叫威瑟斯的同志——他是一名内党成员——被特别点名并授予了二等功。
但是，三个月后，FFCC突然解散了，什么原因无法得知。可以猜想到的是威瑟斯和他的同伴们如今已经失势，但是报纸或者电幕都没有报道这一相关事件。这也在预料之中，因为政治犯一般都不会进行公开审判或者谴责的。在对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卖国贼和思想犯被要求公审，他们低声下气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然后被处决，那都是几年才有一次的事，而且是特意做给大家看的。更常见的是，干脆就让那些对党有所不满的人无故失踪，销声匿迹。谁都无法得知，他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下场。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死。在温斯顿所认识的人中，先后这样无缘无故失踪的就有差不多三十来个，还不包括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枚回形针轻轻地刮着他的鼻子。对面那个小办公室里，狄洛森同志还在那台口述器面前诡异地说着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片里又折射出一阵白眼之光。温斯顿心里在嘀咕，狄洛森是不是和自己干着一样的工作，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像这种高难度工作是不会单独交给一个人去完成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个工作交付给一个委员来做的话就等于公开承认伪造了。极其有可能同时有十几个人在修改老大哥所说过的话，将来再由一个党内的智囊团来选择其中一个版本，重新进行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档案，成为真理。
温斯顿想不明白为什么威瑟斯会失势，要么是因为腐败或者无能，要么是老大哥只不过想铲除掉一个太过于张扬的下属而已，要么威瑟斯或者他身边某个亲近的人有异端的倾向，要么可能是——这是最有可能的——这种事情的发生，只不过是因为清洗和人间蒸发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了政府运转机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了。通知信息上唯一一条真正的线索是“提到非人”这几个字，这就说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人们被捕的时候，你不能每次都做这样的假想。有时候他们会获释出来，在被处决之前可以多享受一两年的自由生活。也有这样的偶然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证词又牵涉到好几百人，然后再次人间蒸发，这次是永远性消失了。但是威瑟斯已经是个“非人”了，他不在了，不曾存在过了。温斯顿想好了，仅仅是改变一下老大哥讲话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将讲话的内容修改得和原来的毫无相关才好。
他可以把讲话转变成常见的那种对卖国贼和思想犯的谴责，不过这有点过于明显了，但活生生编造出一次前线战争的胜利，或者是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这种事情，对于修改工作又过于复杂，最好还是能够进行纯粹天马行空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叫奥吉维同志的形象来，他最近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有时候老大哥的每日指示，是为了纪念某个地位很一般的普通党员，他的生和死都成为了学习的榜样。今天，他应该纪念一下奥吉维同志，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但只要印刷上几行字和伪造几张照片，这样一个人马上就活生生地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然后将口述器拉向自己，开始用老大哥所熟悉的口吻进行口授：这个口吻既是好战的又是迂腐的，而且采用了先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的招式（“同志们，我们从这件事中得出什么样的教训呢？教训——就是英社的基本原则——这个……”诸如此类），是很容易模仿的。
三岁，奥吉维同志除了一面鼓、一挺冲锋枪、一架直升飞机模型，别的玩具都不要；六岁，由于受到特殊照顾比一般情况要早一年参加了少年侦察队；九岁，当上了中队长；十一岁，偷听了叔叔的谈话，觉得有犯罪的倾向，就向思想警察揭发了叔叔；十七岁，担任青少年反对性联盟的地方组织者；十九岁，设计了一种手榴弹并被和平部采用，第一次试用就炸死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在战斗中牺牲，当时他携带着重要文件飞行在印度洋上空，被敌军的喷气机追击，他就把自己和机关枪紧紧绑在一起，跳出直升飞机，带着文件葬身海底——这是一个让人想起来不得不羡慕的结局。老大哥还对奥吉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心耿耿补充了几句。他烟酒都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呆上一个小时以外，再无任何消遣活动可言。他发誓要过一种独身的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这种生活方式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尽心尽责工作是互相矛盾的。除了英社的原则，他与人再无共同话题可谈，生活中除了打败欧亚国的敌军和挖出哪些间谍、破坏分子、思想和卖国贼以外，没其他目标可言。
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同志卓越的功勋奖章，温斯顿犹豫不决，最后决定还是不要为妙，因为这样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反复核对工作。
他又看了一眼对面小办公室的那个竞争者，似乎有种东西在告诉他，狄洛森正和他做着一模一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最后究竟会采用谁的创作成果，但他深信一定会是他自己那份。一个小时以前，都还没想象过的奥吉维同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温斯顿忽然想到，死人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活人却不行，这真是一件荒唐的事。奥吉维同志，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现在却被载入史册，一旦伪造这个行为被遗忘掉，他就能像查理曼大帝或者凯撒大帝那样真实存在着，而且有理有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