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真的有希望，那它一定是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大批被忽略掉的的人身上，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拥有摧毁党的可能性力量。是无法从内部来推翻党的存在的。它的敌人，如果说它有敌人的话，是无法集中在一起或者甚至是把彼此辨认出来的。即使有传说中的兄弟会的存在——很可能是存在的——其成员之间也只能三三两两碰一下面而已。造反也只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碰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顶多是偶然能接上头说几句悄悄话而已。但是，对于无产者而言，只要你能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身所拥有的力量的话，那就不需要地下密谋了，需要的是站起来，像一匹马一样抖动一下身体甩掉苍蝇一样。只要他们真的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撕得粉碎。毫无疑问，迟早他们会想到去这样做的，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记得曾经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从前面不远的小街道上冒出几百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喊大叫。这是一种充满着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大而深沉的“噢—噢—噢—噢—噢！”叫声像是一口充满回音的钟。他的心猛地怦怦直跳。开始了！他想。暴乱！无产者终于挣脱了束缚！当他来到事发地点之后，他看到的却是两三百个女人正拥挤在街边市场的摊位周围，一脸的悲惨相，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里那些无力回天的乘客。就在那时候，普遍的绝望又开始变成一张张嘴的争吵。原来只不过是有一个摊位在卖铁锅，都是一些容易碎裂的劣质产品，但是无论哪一种烹饪用锅，都是很难买到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断货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们，正在一群女人的推推搡搡中费劲地拎着铁锅准备离开。还有十几个人还在那个摊位上围着叽叽喳喳，指责那个摊主是看人卖货，还私藏着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叫嚷声。两个身材发胖的女人，正在相互抢着铁锅，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有那么一会，她们都在同时用力拉扯，结果把铁锅的把手给扯断了。温斯顿恶心地看着她们。但是，刚刚那瞬间，几百人的喉咙里一起发出几乎让人可怕的力量来，可那些真正值得如此呼叫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从来就没喊起来过呢？
温斯顿写道：
除非他们真的觉醒了，否则反抗永远不会发生，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永远不会觉醒。
他想，这句话简直就像是在教科书上抄下来的。当然了，党是会宣称自己将无产者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前，他们是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饭吃不饱，还要挨揍，妇女被迫要到煤矿里干活（其实现在也还有），儿童在六岁的时候就要被卖到工厂里去。但与此同时，又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会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来圈住他们，让他们处于服从的地位，像牲口一样。其实，对于无产者，大家的了解是微乎其微的，当然也没有必要了解太多。只要让他们能继续工作和繁殖后代，其他的行为也没什么重要性可言了。他们过着放任自流的生活，就像阿根廷平原上无人管束的牛群一样。他们似乎在回归大自然，返璞归真，像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那样。他们在贫民窟里出生，然后长大，十二岁开始工作，度过一个充满生机却非常短暂的青春期和性冲动期，二十岁就结婚，三十岁就人到中年，接着衰老，然后死去，大多数人的寿命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满脑子都是沉重的体力活，如何养家糊口，和邻居之间为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电影、
足球、
啤酒，特别是赌博。要控制住他们，并非难事。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总会在他们中间活动，散播谣言，看到具有危险的个别人，就揪出来消灭掉；但没有人尝试着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无产者而言，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觉，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纯粹的爱国之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唤起他们内心的这种热情，让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加班和减少定量供应。甚至在他们心生不满之时——有时的确会这样——这种不满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缺乏整体上那种抽象概念的思维能力，只会关注一些具体的无关紧要的事情，无暇关注或者说无法上升到关注那种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家里甚至连电幕都没有，普通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非常高，这里到处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贩和各种骗子，但是这些都发生在无产者的生活中，因而无足轻重。在所有的道德问题上，是允许他们按照他们祖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办事的。关于党在两性问题上的禁欲要求，并没有强加给他们，他们乱交是不受惩罚的，离婚也很简单。甚至，无产者表现出有信仰宗教的需求，也是可以得到允许的，他们配不上被怀疑的份，正如党的宣传标语上所写的“无产者和动物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伸，小心地挠了挠脚踝的静脉曲张处，那里又痒了起来。其实，绕来绕去，都离不开这样一个问题：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真正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帕森斯太太那借来的。他开始把书中的一段话抄写到日记里：
过去（教科书上写着），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的伦敦，肮脏、黑暗、无比糟糕，很少人能吃上饱饭，成千上万的人没鞋子可穿，头上无遮挡之处。年龄比不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们，每天得为残暴的老板工作上十二个小时，如果他们的动作慢的话就要遭到鞭子的抽打，但只能吃一些过期的面包屑和水来填饱肚子。然而，在普遍都是贫困的时代里，还有几栋高大雄伟的房子，里面住着那些富贵人家，伺候他们的仆人就有三十个。这些富贵人家被称为资本家。他们大腹便便，无比丑陋，面相凶残就像本页后面的那幅插图那样。从图中你可以看见他们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那叫礼服；头上戴着的叫高礼帽，光亮又古怪，像烟囱一样。这就是资本家们的统一着装，其他的任何人是不允许穿的。资本家占据着世界上的一切，其他的人只能是作为他们的奴隶而存在。他们拥有一切的土地、房屋、工厂和金钱。任何敢和他们作对的人，就会被送进监狱里去，或者因为失去工作而活生生饿死。普通人在和资本家说话的时候，需要表现得毕恭毕敬的样子，取下自己的帽子，称呼他为“先生”。整个资本家的头头被称为国王，而且——不需要再读下去，温斯顿就已经知道下文了。接下来他们会提及到穿着细麻法衣的主教，披着貂皮长袍的法官，手脚铐具，惩罚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宴会以及亲吻教皇的脚趾等等。另外还有一种叫“初夜权”的玩意，这个大概不会出现在儿童教科书上。所谓的“初夜权”，它是一道法律规定，就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有权力和他工厂里上班的女人睡觉。
这其中蕴含多少谎言，你怎么能判断得出呢？这有可能是真的，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比革命前的好。唯一相反的依据是，来自你骨子深处那无声的抗议，你凭借本能就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从前和现在相比，一定也有某种不同。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残酷和不安全性，而是生活本身已经沦落为荒芜、肮脏和厌倦。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和电幕上那不绝入耳的说辞毫无关系，和党所描绘的雄伟蓝图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生活中的最大部分，其实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即使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不过是每天完成枯燥无味的工作，在地铁占上一个位置，缝补一双破了洞的袜子，蹭一片糖精来吃，节省一个烟头等等。而党所描绘的伟大蓝图则是一个巨大的、可怕并光辉灿烂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勇敢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组成的国家，迈着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一样的思想，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争胜、迫害——三亿人的面孔都是长一样的。现实却是城市衰败肮脏，吃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在慢慢移动，住的是年久失修的十九世纪的老房子，里面充斥着煮卷心菜的味道和厕所里那种恶臭。他好像看到眼前的伦敦，宽阔但衰败，有上百万个垃圾桶。在这幅画面里，帕森斯太太的模样也混杂其中，她脸上满是皱纹，头发稀少，正在无奈地捣腾着她家那堵塞了的下水道。
温斯顿又伸下手去挠了挠他的脚踝。电幕正夜以继日地往你的耳朵里输送统计数字，以此来证明我们今天和五十年前相比，有了更多的食物，有更多的衣服，更好的房子，更棒的娱乐体验——人们比五十年前更长寿了，上班时间缩短了，更健康了，更强壮了，更幸福了，更聪明了，更有素质了。没有一个词能被证实或者推翻。例如，党宣称今天的无产者中的成年人有百分之四十是识字的，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宣称现在的婴儿死亡率仅有千分之一百六十，革命前则是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的数字，就像方程式上两边的未知数一样。很有可能，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是我们已经深信不疑的事实，都完全是捏造的。谁知道呢，或许从来就不存在“初夜权”这样的规定，或者像上文谈及的那样的资本家，或者像高礼帽那样的装饰。
一切都坠入迷雾之中。过去已被篡改，而篡改本身已经被遗忘，谎言变成了真理。在他的一生之中，仅有一次是抓住了党篡改历史的确凿证据的。那真是宝贵至极，因为是事后才弄到手的。那个证据文件在他手指之间紧紧捏住了三十秒。这大概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反正是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但和这件事真正有关的日期，还需要回溯到七八年前。
实际上这件事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是那个清洗革命元帅的时期。到一九七零年，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几乎一概不留，都是被冠上卖国贼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头目揭发出来的。戈斯坦因逃逸了，藏了起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至于其他人，有几个是失踪了，其他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公开审判的时候对自己的罪行坦白供认后进行了处决。最后的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在一九六五年被捕的。跟和以前发生的案子一样，他们神秘消失了一年多，没人知道他们是生是死。然后又像通常一样，他们突然出现并坦白供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们招供自己曾经通敌（那时候的敌人也是欧亚国），挪用公款，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密谋刺杀党内的负责人，要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造反，还策划过破坏活动，导致成百上千的人死去。供认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还恢复了党籍，安置在一个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只是挂个名的闲置职位上。他们三个人都写了又长又无聊的检讨文章，并登在《泰晤士报》上，检讨自己的背叛，并承诺改过自新。
被释放后不久，温斯顿确实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三个人。温斯顿依旧记得当时的自己是如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眼角偷瞄他们的。他们三个人都比温斯顿要年长一些，可以说是古老世界的遗物呀，几乎是党早期的辉煌岁月遗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身上隐藏着那时候地下斗争和内战的气息在。他觉得，虽然早已忘记了事实和具体的日期，但他是久仰他们的大名呀，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上几年。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不法分子，是敌人，不可接触者，是注定要在一两年之内灰飞烟灭的。无论任何人，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里，都妄想逃脱这个厄运。他们不过是一具等待着被送进坟墓的行尸走肉罢了。
他们旁边的那张桌子没人坐，甚至被人看到和他们走得太近也不是明智之举。他们沉默不言，面前放了几杯有丁香的杜松子酒，这是这家咖啡馆的特色酒。在这三个人之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是鲁瑟福，他以前是一位著名的讽刺画家，他那一针见血的讽刺画曾经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鼓舞人心。即使今时今日，《泰晤士报》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刊登一幅他的漫画，不过只是对他早期绘画风格的临摹而已，毫无生气，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可言，看着就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的人们，饥饿的孩子，巷战，带着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靠铁丝保证生命安全的路障中，他们还是要戴高礼帽。总之，他在革命后所作的画，大多是看不到希望，拽着过去不放的。他身材高大，一头白发浓密又油腻，面容松弛，嘴唇非常突出。他以前身材一定很魁梧，但现在却是松松垮垮的样子，还发胀，像要朝各个方向散开一样。像一座快要坍塌的大山，马上就要在你的面前崩溃掉。
在栗树咖啡馆下棋的“世界遗老”
现在是下午三点，咖啡馆里冷冷清清的。温斯顿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电幕里传来一阵轻音乐的声音。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角落的桌子边，从不开口说话。服务员不等他们打招呼就自动上前加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盘棋，棋子都摆好了，但没有人去下。这时候，大约是半分钟，电幕开始换台，调子和音色都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在心中称它为预警调子。接着，电幕上开始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遮荫的栗树下。”
他们三个人听了，动也不动。但是当他再次看到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的时候，发现他热泪盈眶。他第一次留意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塌了，他心不由得抖了一下，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不久他们三个又被捕了。传言他们在被释放那时候起就在密谋新的造反计划了。在第二次审讯中，他们除了坦白了过去的全部勾当外，还供认了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了，这下场被记录在党史中，以示后人。大约是在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在打开由气力输送管传进来放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时，意外发现一张小报纸片，很显然是无心之举，夹杂其中又忘记拿开的。打开纸片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是一张从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剪下来的上半版——上面印刷着年份和日期——上面的照片是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代会时代表们的合影，在中间那突显的位置上的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三个人。没错，就是他们三个人，照片下面还印着他们的名字呢。
问题在于，他们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大会上都对他们那天在欧亚国境内的事情供认不讳。他们从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一个秘密之地，然后和欧亚国指挥部的人员碰头，并向他们透露了我们的重要军事机密。这个日期之所以会深深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是因为这天刚好是夏至，而且像这种纽约大会，也会在无数的文件中保有记录的。那只有一种可能了：他们坦白说的全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还谈不上什么发现。甚至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这些在大清洗中被清除的人，实际上真的犯了他们在供词中所说的那种罪行。但这张报纸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那些被抹杀了的过去留下的一个碎片，就像地质学家在某个地层发现了一块不该在此出现的化石一样，由此推翻了某种地质理论。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将它公布于世，并让人们了解其中的意义，就足以将党置身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他继续工作着。一看到那张照片并明白它的意义所在，他就马上找另外一张纸来盖住它。幸运的是，当他翻开这半版报纸的时候，从电幕那个角度看过来刚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把椅子往后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离电幕远一些。要保持住面部表情其实并不难，再努力一些连呼吸都可以掌控自如，但是，你是无法控制你的心跳的，这电幕已经灵敏到可以监控你的心跳频率了。他等了大约十分钟，琢磨着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比如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就暴露了自己。然后，他连盖着的纸都没有打开，就把那张照片连同一些废纸一起丢进那个记忆洞里了。用不了一分钟，它们就会化为灰烬。
这都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情了。要是发生在今天，他说不定会留下那张照片。奇怪的是，虽然那张照片和那半版的文字早已成为记忆，但他双手拿过这张照片的经历竟然影响至今。他想弄明白的是，是不是因为这份本应化为灰烬的文件曾经存在过，他觉得党对历史的控制是不是就不像想象中那么牢不可破了？
然而，假如在今天，即使这张照片能从灰烬中恢复原形，也可能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证据。因为在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和欧亚国停火了，而那三个人是向东亚国的特务泄露机密来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从那时候开始，打仗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了，他记不清是几次了。很大可能是，供认的材料一再被修改，一直修改到真正的事实和日期变得一点意义也没有了。过去不仅仅被篡改，而且是一直被篡改着。最让他备受煎熬、噩梦连连的是，他从未真正搞清楚，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思来做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伪造过去所能获得的直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最根本的动机却深不可测。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怎么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成为疯子了，这样的想法他已经琢磨过好几次。或许，疯子就是这样的少数派。疯子曾经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在今天，相信过去不可被篡改的也是疯子。抱着这种信念的人，大概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吧。如果仅有一个，那么他就是疯子了。不过，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或许也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教科书，看了看放在扉页里老大哥的照片。那双颇具催眠力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看，像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天而降把你压住——一种能够穿透你的头颅的东西，在敲击着你的大脑，恐吓你要放弃自己内心的信念，几乎要说服你否定自己的知觉判断。到最后，党要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这样宣称的，他们的立场所内含的逻辑就必然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就是，不仅仅否定你在经验上的正确性，连同客观现实本身的存在，也会遭受无声的否定。常识成为了异端邪说，可怕的不是他们因为你拥有其他的想法而想要杀了你，可怕的是他们或许是对的。因为，归根到底，我们是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的呢？怎么知道重力在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不可篡改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但意识又是可被操控的，那怎么办？
不，不能这样！他的勇气似乎自动地迸发出来。奥布兰的脸在他脑海里出现了，他并没有故意要去联想到他。他比以前更有把握了，奥布兰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是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写给奥布兰：这是一封不会有人读到的长信，但因为有了具体要写给的人，因此有了某种生机。
党告诉你要排除掉你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联想到自己所面对的那些庞大的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驳倒他，他的心不由得沉了一下。他连那些辩词都理解不了，更不用说去反驳了。但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必须捍卫那些显而易见的、纯粹的真理。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是正确的，必须要捍卫它，客观世界存在着，它的规律是不变的。石头是硬邦邦的，水是湿漉漉的，缺少东西支撑，物体就会向着地心的方向下坠。他觉得自己是在和奥布兰对话，也是在阐释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一点若成立，其他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真的有希望，那它一定是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大批被忽略掉的的人身上，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拥有摧毁党的可能性力量。是无法从内部来推翻党的存在的。它的敌人，如果说它有敌人的话，是无法集中在一起或者甚至是把彼此辨认出来的。即使有传说中的兄弟会的存在——很可能是存在的——其成员之间也只能三三两两碰一下面而已。造反也只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碰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顶多是偶然能接上头说几句悄悄话而已。但是，对于无产者而言，只要你能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身所拥有的力量的话，那就不需要地下密谋了，需要的是站起来，像一匹马一样抖动一下身体甩掉苍蝇一样。只要他们真的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撕得粉碎。毫无疑问，迟早他们会想到去这样做的，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记得曾经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从前面不远的小街道上冒出几百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喊大叫。这是一种充满着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大而深沉的“噢—噢—噢—噢—噢！”叫声像是一口充满回音的钟。他的心猛地怦怦直跳。开始了！他想。暴乱！无产者终于挣脱了束缚！当他来到事发地点之后，他看到的却是两三百个女人正拥挤在街边市场的摊位周围，一脸的悲惨相，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里那些无力回天的乘客。就在那时候，普遍的绝望又开始变成一张张嘴的争吵。原来只不过是有一个摊位在卖铁锅，都是一些容易碎裂的劣质产品，但是无论哪一种烹饪用锅，都是很难买到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断货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们，正在一群女人的推推搡搡中费劲地拎着铁锅准备离开。还有十几个人还在那个摊位上围着叽叽喳喳，指责那个摊主是看人卖货，还私藏着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叫嚷声。两个身材发胖的女人，正在相互抢着铁锅，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有那么一会，她们都在同时用力拉扯，结果把铁锅的把手给扯断了。温斯顿恶心地看着她们。但是，刚刚那瞬间，几百人的喉咙里一起发出几乎让人可怕的力量来，可那些真正值得如此呼叫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从来就没喊起来过呢？
温斯顿写道：
除非他们真的觉醒了，否则反抗永远不会发生，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永远不会觉醒。
他想，这句话简直就像是在教科书上抄下来的。当然了，党是会宣称自己将无产者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前，他们是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饭吃不饱，还要挨揍，妇女被迫要到煤矿里干活（其实现在也还有），儿童在六岁的时候就要被卖到工厂里去。但与此同时，又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会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来圈住他们，让他们处于服从的地位，像牲口一样。其实，对于无产者，大家的了解是微乎其微的，当然也没有必要了解太多。只要让他们能继续工作和繁殖后代，其他的行为也没什么重要性可言了。他们过着放任自流的生活，就像阿根廷平原上无人管束的牛群一样。他们似乎在回归大自然，返璞归真，像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那样。他们在贫民窟里出生，然后长大，十二岁开始工作，度过一个充满生机却非常短暂的青春期和性冲动期，二十岁就结婚，三十岁就人到中年，接着衰老，然后死去，大多数人的寿命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满脑子都是沉重的体力活，如何养家糊口，和邻居之间为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电影、
足球、
啤酒，特别是赌博。要控制住他们，并非难事。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总会在他们中间活动，散播谣言，看到具有危险的个别人，就揪出来消灭掉；但没有人尝试着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无产者而言，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觉，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纯粹的爱国之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唤起他们内心的这种热情，让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加班和减少定量供应。甚至在他们心生不满之时——有时的确会这样——这种不满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缺乏整体上那种抽象概念的思维能力，只会关注一些具体的无关紧要的事情，无暇关注或者说无法上升到关注那种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家里甚至连电幕都没有，普通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非常高，这里到处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贩和各种骗子，但是这些都发生在无产者的生活中，因而无足轻重。在所有的道德问题上，是允许他们按照他们祖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办事的。关于党在两性问题上的禁欲要求，并没有强加给他们，他们乱交是不受惩罚的，离婚也很简单。甚至，无产者表现出有信仰宗教的需求，也是可以得到允许的，他们配不上被怀疑的份，正如党的宣传标语上所写的“无产者和动物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伸，小心地挠了挠脚踝的静脉曲张处，那里又痒了起来。其实，绕来绕去，都离不开这样一个问题：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真正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帕森斯太太那借来的。他开始把书中的一段话抄写到日记里：
过去（教科书上写着），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的伦敦，肮脏、黑暗、无比糟糕，很少人能吃上饱饭，成千上万的人没鞋子可穿，头上无遮挡之处。年龄比不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们，每天得为残暴的老板工作上十二个小时，如果他们的动作慢的话就要遭到鞭子的抽打，但只能吃一些过期的面包屑和水来填饱肚子。然而，在普遍都是贫困的时代里，还有几栋高大雄伟的房子，里面住着那些富贵人家，伺候他们的仆人就有三十个。这些富贵人家被称为资本家。他们大腹便便，无比丑陋，面相凶残就像本页后面的那幅插图那样。从图中你可以看见他们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那叫礼服；头上戴着的叫高礼帽，光亮又古怪，像烟囱一样。这就是资本家们的统一着装，其他的任何人是不允许穿的。资本家占据着世界上的一切，其他的人只能是作为他们的奴隶而存在。他们拥有一切的土地、房屋、工厂和金钱。任何敢和他们作对的人，就会被送进监狱里去，或者因为失去工作而活生生饿死。普通人在和资本家说话的时候，需要表现得毕恭毕敬的样子，取下自己的帽子，称呼他为“先生”。整个资本家的头头被称为国王，而且——不需要再读下去，温斯顿就已经知道下文了。接下来他们会提及到穿着细麻法衣的主教，披着貂皮长袍的法官，手脚铐具，惩罚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宴会以及亲吻教皇的脚趾等等。另外还有一种叫“初夜权”的玩意，这个大概不会出现在儿童教科书上。所谓的“初夜权”，它是一道法律规定，就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有权力和他工厂里上班的女人睡觉。
这其中蕴含多少谎言，你怎么能判断得出呢？这有可能是真的，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比革命前的好。唯一相反的依据是，来自你骨子深处那无声的抗议，你凭借本能就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从前和现在相比，一定也有某种不同。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残酷和不安全性，而是生活本身已经沦落为荒芜、肮脏和厌倦。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和电幕上那不绝入耳的说辞毫无关系，和党所描绘的雄伟蓝图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生活中的最大部分，其实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即使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不过是每天完成枯燥无味的工作，在地铁占上一个位置，缝补一双破了洞的袜子，蹭一片糖精来吃，节省一个烟头等等。而党所描绘的伟大蓝图则是一个巨大的、可怕并光辉灿烂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勇敢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组成的国家，迈着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一样的思想，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争胜、迫害——三亿人的面孔都是长一样的。现实却是城市衰败肮脏，吃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在慢慢移动，住的是年久失修的十九世纪的老房子，里面充斥着煮卷心菜的味道和厕所里那种恶臭。他好像看到眼前的伦敦，宽阔但衰败，有上百万个垃圾桶。在这幅画面里，帕森斯太太的模样也混杂其中，她脸上满是皱纹，头发稀少，正在无奈地捣腾着她家那堵塞了的下水道。
温斯顿又伸下手去挠了挠他的脚踝。电幕正夜以继日地往你的耳朵里输送统计数字，以此来证明我们今天和五十年前相比，有了更多的食物，有更多的衣服，更好的房子，更棒的娱乐体验——人们比五十年前更长寿了，上班时间缩短了，更健康了，更强壮了，更幸福了，更聪明了，更有素质了。没有一个词能被证实或者推翻。例如，党宣称今天的无产者中的成年人有百分之四十是识字的，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宣称现在的婴儿死亡率仅有千分之一百六十，革命前则是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的数字，就像方程式上两边的未知数一样。很有可能，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是我们已经深信不疑的事实，都完全是捏造的。谁知道呢，或许从来就不存在“初夜权”这样的规定，或者像上文谈及的那样的资本家，或者像高礼帽那样的装饰。
一切都坠入迷雾之中。过去已被篡改，而篡改本身已经被遗忘，谎言变成了真理。在他的一生之中，仅有一次是抓住了党篡改历史的确凿证据的。那真是宝贵至极，因为是事后才弄到手的。那个证据文件在他手指之间紧紧捏住了三十秒。这大概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反正是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但和这件事真正有关的日期，还需要回溯到七八年前。
实际上这件事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是那个清洗革命元帅的时期。到一九七零年，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几乎一概不留，都是被冠上卖国贼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头目揭发出来的。戈斯坦因逃逸了，藏了起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至于其他人，有几个是失踪了，其他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公开审判的时候对自己的罪行坦白供认后进行了处决。最后的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在一九六五年被捕的。跟和以前发生的案子一样，他们神秘消失了一年多，没人知道他们是生是死。然后又像通常一样，他们突然出现并坦白供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们招供自己曾经通敌（那时候的敌人也是欧亚国），挪用公款，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密谋刺杀党内的负责人，要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造反，还策划过破坏活动，导致成百上千的人死去。供认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还恢复了党籍，安置在一个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只是挂个名的闲置职位上。他们三个人都写了又长又无聊的检讨文章，并登在《泰晤士报》上，检讨自己的背叛，并承诺改过自新。
被释放后不久，温斯顿确实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三个人。温斯顿依旧记得当时的自己是如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眼角偷瞄他们的。他们三个人都比温斯顿要年长一些，可以说是古老世界的遗物呀，几乎是党早期的辉煌岁月遗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身上隐藏着那时候地下斗争和内战的气息在。他觉得，虽然早已忘记了事实和具体的日期，但他是久仰他们的大名呀，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上几年。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不法分子，是敌人，不可接触者，是注定要在一两年之内灰飞烟灭的。无论任何人，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里，都妄想逃脱这个厄运。他们不过是一具等待着被送进坟墓的行尸走肉罢了。
他们旁边的那张桌子没人坐，甚至被人看到和他们走得太近也不是明智之举。他们沉默不言，面前放了几杯有丁香的杜松子酒，这是这家咖啡馆的特色酒。在这三个人之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是鲁瑟福，他以前是一位著名的讽刺画家，他那一针见血的讽刺画曾经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鼓舞人心。即使今时今日，《泰晤士报》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刊登一幅他的漫画，不过只是对他早期绘画风格的临摹而已，毫无生气，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可言，看着就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的人们，饥饿的孩子，巷战，带着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靠铁丝保证生命安全的路障中，他们还是要戴高礼帽。总之，他在革命后所作的画，大多是看不到希望，拽着过去不放的。他身材高大，一头白发浓密又油腻，面容松弛，嘴唇非常突出。他以前身材一定很魁梧，但现在却是松松垮垮的样子，还发胀，像要朝各个方向散开一样。像一座快要坍塌的大山，马上就要在你的面前崩溃掉。
在栗树咖啡馆下棋的“世界遗老”
现在是下午三点，咖啡馆里冷冷清清的。温斯顿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电幕里传来一阵轻音乐的声音。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角落的桌子边，从不开口说话。服务员不等他们打招呼就自动上前加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盘棋，棋子都摆好了，但没有人去下。这时候，大约是半分钟，电幕开始换台，调子和音色都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在心中称它为预警调子。接着，电幕上开始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遮荫的栗树下。”
他们三个人听了，动也不动。但是当他再次看到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的时候，发现他热泪盈眶。他第一次留意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塌了，他心不由得抖了一下，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不久他们三个又被捕了。传言他们在被释放那时候起就在密谋新的造反计划了。在第二次审讯中，他们除了坦白了过去的全部勾当外，还供认了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了，这下场被记录在党史中，以示后人。大约是在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在打开由气力输送管传进来放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时，意外发现一张小报纸片，很显然是无心之举，夹杂其中又忘记拿开的。打开纸片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是一张从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剪下来的上半版——上面印刷着年份和日期——上面的照片是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代会时代表们的合影，在中间那突显的位置上的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三个人。没错，就是他们三个人，照片下面还印着他们的名字呢。
问题在于，他们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大会上都对他们那天在欧亚国境内的事情供认不讳。他们从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一个秘密之地，然后和欧亚国指挥部的人员碰头，并向他们透露了我们的重要军事机密。这个日期之所以会深深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是因为这天刚好是夏至，而且像这种纽约大会，也会在无数的文件中保有记录的。那只有一种可能了：他们坦白说的全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还谈不上什么发现。甚至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这些在大清洗中被清除的人，实际上真的犯了他们在供词中所说的那种罪行。但这张报纸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那些被抹杀了的过去留下的一个碎片，就像地质学家在某个地层发现了一块不该在此出现的化石一样，由此推翻了某种地质理论。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将它公布于世，并让人们了解其中的意义，就足以将党置身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他继续工作着。一看到那张照片并明白它的意义所在，他就马上找另外一张纸来盖住它。幸运的是，当他翻开这半版报纸的时候，从电幕那个角度看过来刚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把椅子往后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离电幕远一些。要保持住面部表情其实并不难，再努力一些连呼吸都可以掌控自如，但是，你是无法控制你的心跳的，这电幕已经灵敏到可以监控你的心跳频率了。他等了大约十分钟，琢磨着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比如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就暴露了自己。然后，他连盖着的纸都没有打开，就把那张照片连同一些废纸一起丢进那个记忆洞里了。用不了一分钟，它们就会化为灰烬。
这都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情了。要是发生在今天，他说不定会留下那张照片。奇怪的是，虽然那张照片和那半版的文字早已成为记忆，但他双手拿过这张照片的经历竟然影响至今。他想弄明白的是，是不是因为这份本应化为灰烬的文件曾经存在过，他觉得党对历史的控制是不是就不像想象中那么牢不可破了？
然而，假如在今天，即使这张照片能从灰烬中恢复原形，也可能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证据。因为在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和欧亚国停火了，而那三个人是向东亚国的特务泄露机密来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从那时候开始，打仗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了，他记不清是几次了。很大可能是，供认的材料一再被修改，一直修改到真正的事实和日期变得一点意义也没有了。过去不仅仅被篡改，而且是一直被篡改着。最让他备受煎熬、噩梦连连的是，他从未真正搞清楚，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思来做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伪造过去所能获得的直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最根本的动机却深不可测。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怎么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成为疯子了，这样的想法他已经琢磨过好几次。或许，疯子就是这样的少数派。疯子曾经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在今天，相信过去不可被篡改的也是疯子。抱着这种信念的人，大概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吧。如果仅有一个，那么他就是疯子了。不过，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或许也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教科书，看了看放在扉页里老大哥的照片。那双颇具催眠力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看，像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天而降把你压住——一种能够穿透你的头颅的东西，在敲击着你的大脑，恐吓你要放弃自己内心的信念，几乎要说服你否定自己的知觉判断。到最后，党要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这样宣称的，他们的立场所内含的逻辑就必然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就是，不仅仅否定你在经验上的正确性，连同客观现实本身的存在，也会遭受无声的否定。常识成为了异端邪说，可怕的不是他们因为你拥有其他的想法而想要杀了你，可怕的是他们或许是对的。因为，归根到底，我们是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的呢？怎么知道重力在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不可篡改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但意识又是可被操控的，那怎么办？
不，不能这样！他的勇气似乎自动地迸发出来。奥布兰的脸在他脑海里出现了，他并没有故意要去联想到他。他比以前更有把握了，奥布兰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是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写给奥布兰：这是一封不会有人读到的长信，但因为有了具体要写给的人，因此有了某种生机。
党告诉你要排除掉你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联想到自己所面对的那些庞大的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驳倒他，他的心不由得沉了一下。他连那些辩词都理解不了，更不用说去反驳了。但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必须捍卫那些显而易见的、纯粹的真理。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是正确的，必须要捍卫它，客观世界存在着，它的规律是不变的。石头是硬邦邦的，水是湿漉漉的，缺少东西支撑，物体就会向着地心的方向下坠。他觉得自己是在和奥布兰对话，也是在阐释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一点若成立，其他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