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里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是真咖啡的味道，不是胜利牌的。温斯顿不由得停下脚步，大约有那么两秒钟的时间，他的思绪又飘回到那几乎已经遗忘了的童年记忆里去了。紧接着，那扇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像是突然把香味的来源给切断了，好像它是声音一般。
他沿着人行道一直走了好几公里，脚踝的静脉曲张溃疡处在隐隐作痛。三个星期来他第二次没有去参加邻里活动中心的节目了。这真是太草率了，可以肯定的是，你所在活动中心参加节目的次数是要记录在册的。原则上，党员是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闲时间可言的，除了上床睡觉外，平时都不能单独行动。如果不是工作、吃饭或者睡觉的话，那么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娱乐活动中。做任何具有独处意味的事情，甚至像一个人自己去散步这种行为，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有个专门的词语，叫“个活”（
own life），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古怪。但今天傍晚从真理部走出来的时候，四月那醉人的春风已经撩动了他的心。那湛蓝的天空看起来比今年任何时候都要更有暖意，于是刹那间，他觉得在活动中心度过的那些漫长而嘈杂的夜晚，那些无聊累人的游戏，那些报告演讲，那些需要靠杜松子酒来维持的同志关系，都让人无法忍受。于是，他突发奇想地离开了公共汽车站，漫步在伦敦那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中。先是朝南走，然后转东，最后向北走，让自己迷失在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街道上，几乎都不考虑自己要往哪儿走。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曾经在日记本上写过，“它就在无产者身上。”这句话反反复复在他脑海里出现，它陈述的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事实，但它的荒谬又是显而易见的。他走到了原来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那里是一片褐色的贫民窟。他走在那条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旁边是又低又矮的两层式楼房，破烂不堪的大门就朝着人行道敞开着，看起来奇怪得有点像老鼠洞。鹅卵石的路面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积水。数不清有多少人在这黑乎乎的门道里进进出出。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街道两边的小巷子里——抹着老土口红、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孩，追女孩的小伙子，身材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欲坠的女人，像在给你展示十年后这些女孩会长成什么样，还有那用八字步走路的驼背老人在慢吞吞地走着路，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赤着脚在积水坑里玩耍，一听到母亲的呵斥声又像小鸟一样四处逃散。街道上四分之一的窗户都是打破了的，并用木板钉上了。根本没人会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几个人好奇地瞄了他几眼。两个身材高大的妇女站在门口说话，腰里系着围裙，两条像砖那么红的手臂交叉抱在胸前。温斯顿走近时候，听到了她们聊天的只言片语：
“‘是呀，’我对她说，‘这样是挺好的，’我说，‘不过，要是你站在我的立场上，你就也会像我一样了。说别人是很容易的，’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声音戛然而止。当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妇女还怀着敌意冷不丁地看着他。但是，准确点说，那不算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一种片刻的紧张而已，好像一头陌生的动物经过一样。党员穿的这种蓝色制服可不常出现在这种街道上。确实，让别人在这种地方看到自己是有点不太明智了，除非真的有公务非来不可。如果遇上巡逻队的话，还会被拦截下来盘问一番。“同志，我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是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回家经常要走的路吗？”——诸如此类。他们这样问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允许走另外的路回家，而是这些细节如果被思想警察知道的话，你的行踪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陷入一阵骚乱中，警笛声从四面八方响起，人们像兔子一样躲进门道里。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的门道里一跃而出，一把抓起在积水坑里玩耍的小孩，用围裙一裹，又跳回那个门洞里，动作敏捷得如神出鬼没。就在这时候，有个穿着黑色套装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子里向温斯顿走过来，用手激动地指着天空。
“汽船！”他大声叫道，“小心，先生！就在头顶上，快趴下！”
“汽船”是无产者给火箭起的外号，至于是为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温斯顿脸朝下，迅速趴在地上。无产者每次给你提出这种警告的时候，几乎都是对的。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能在火箭弹到来之前的几秒就感应到它的存在，尽管火箭弹速度比声音的要快。温斯顿双臂抱头，这时候传来一阵轰鸣声，那种感觉像是要把人行道都撬起来了，一些比较轻巧的物体像雨滴一样滴答落在他的后背上。他站起来，原来离他最近的那扇窗户的玻璃被震碎了，飞出一些玻璃渣。
他继续往前走。炸弹炸掉了街道前面两百米远的一片房屋，一缕缕黑烟正在慢慢升腾到空中，烟雾下面笼罩着一团团墙灰，人们已经聚集在那了。他前方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墙灰中间有一滩血迹，当他走近一看，原来是块从手腕部炸掉的手。除了手腕处血迹斑斑外，那只手完全变成了白色，像是一块石膏。
温斯顿把它踢到排水沟里，然后躲开人群，钻进右边的小巷子里。走了三四分钟后，他就离开了刚才受炸弹影响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依旧人潮汹涌，肮脏而拥挤的生活在继续着，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已经快到晚上八点了，无产者经常去喝酒的地方（他们叫“酒馆”）依旧人头攒动，脏兮兮的弹簧门不断地打开又合上，里面还飘出一股尿骚、锯木屑、酸啤酒的味道。在一个房子门口凸出的角落里，三个人紧紧地站靠在一起，中间那位手里拿着一张对开的报纸，另外两个人站在边上看着。在温斯顿走近看清他们表情之前，他就注意到他们的全神贯注了。显然他们在看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距离他们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个人突然散开了，其中两个还吵了起来，像要动手似的。
“你他妈的能好好听我说话吗？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以来，尾数是七的号码从来没中过！”
“中过！”
“没有，从来没中过！”这些中奖号码我家全都有，两年来全都记在一张纸条上了，一次不落，全记着呢，我告诉你，尾号是七的号码没有——”
“中过的，七字是中过的！我现在就差不多可以告诉你那个数字，二月，二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中奖号码，就是四-○-七！”
“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着呢，白纸黑字的，一字不差。我告诉你，没有——”
“唉，你们都给我住口吧！”第三个人说。
原来他们是在谈论买彩票的事情。温斯顿走了三十米远后又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在争得面红耳赤。彩票每个星期都会开一次，数额巨大，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话题。对几百万无产者而言，彩票即使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彩票成为他们快乐的源泉，愚蠢的证明，止痛的灵药，智力的刺激。谈到彩票，即使是只认识几个字的文盲，也能熟练于心，记忆超群。有些人就仅仅靠卖这种彩票中奖秘籍，预测中奖号码和兜售一些吉祥物营生。温斯顿跟彩票的经营没什么关系，那都是由富裕部负责的，但他心底清楚着（其实每个党员都明白），所谓的中奖，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出来的。只有很小数额的奖金才会发放到中奖者手里，那些中头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在大洋国内，信息之间的传播并不通畅，要安排这些并不难。
然而，“如果有希望的话，它就在无产者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当你从口中说出这句话，它似乎听起来很有道理；当你行走在人行道上时，看着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们，这就需要一种信仰的力量才能相信了。他刚才钻进来的这条街是个下坡路，他感觉好像曾经来过这边似的，前面不远处是一条主干道，从某个地方传来了嘈杂声。这条街突然改变了走向，然后到了尽头，那是一个台阶，台阶再往下走就是一条凹进去的小巷，有几个人在那摆摊，卖着已经发蔫的蔬菜。此时此刻，温斯顿已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了。这条小巷子也通向那条大街，下一个拐弯的地方再走五分钟，就是他上次买那本空白本子当笔记本的旧杂货铺了。在隔壁不远那家文具店里，他还买过笔管和墨水。
他停在了台阶的最高处。小巷子对面是一家灯光昏暗的小酒馆，窗户的玻璃看上去像结了一层霜，其实只是蒙上一层尘而已。一个上了年纪但身体还很矫健的老人推开旋转门走了进去，他有点驼背，花白的胡须像虾的触须一样翘了起来。温斯顿就站在那里看着，他忽然想起，这个老头一定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现在已经成为和已经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在革命前思想已经定格的人，在党内是不多的。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大部分人已经被扫除出党，几个侥幸留下来的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在幸存者中，能把本世纪初期的真实情况叙述清楚的，那只能是在无产者中找了。突然间，之前从历史教科书中摘抄到日记本里的那些话又浮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他顿时感到心潮涌动，像发疯一样，想去酒馆和那老头儿打打招呼，问他个究竟。温斯顿会问他：“跟我聊聊你小时候的事吧，那时候是怎样过日子的，比起现在，是更好还是更差了？”
他匆匆忙忙走下台阶，穿过那条狭窄的巷子，生怕自己再迟疑就心生恐惧而改变主意了。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确实是疯了。按照常理，并没有什么命令规定他们不能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这种行为想不引起注意却是很难的。如果遇上巡逻队，他当然可以辩解说自己是因为突然的头晕，不过他们一般都不会相信的。他推开门，一股非常难闻的酸啤酒味迎面扑来。他走进去的时候，里面那嘈杂的声音就降了下来。他感觉到了背后每个人都在盯着他那套蓝色制服看，屋子尽头正在玩飞镖游戏的人们也暂停了半分钟。比他先进门的那个老头就站在吧台边上，不知因何事和酒保正吵着架。酒保是个身材蛮结实的小伙子，手臂粗壮，长着鹰钩鼻。有几个人拿着酒杯在看他们争吵。
“我问你问得够礼貌了，是不是？”那老头儿挺起腰板儿说，“你是说你们这个破地方居然找不到一个一品脱的杯子来？”
“妈的，品脱到底什么是个什么玩意呀？“酒保手压柜面，身体靠近老头儿问道。
“你们都听听他说的是啥，连品脱都不知道是什么还敢自称是酒保呢！一品脱嘛，就是半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看来下次我还得从ABC开始教你呢。”
“这玩意，闻所未闻，”酒保说，“一升，半升——我们这里就这样卖。杯子就在你面前的酒架上。”
“我就是要一品脱，”老头儿还在坚持着，“你就给我倒一品脱的分量就好，我年轻那会还没一升半升这种鬼玩意。”
“你年轻那会我们还在树顶上住着呢。”酒保扫了一眼其他酒客说道。
随之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好像温斯顿进来时带来的那种不自在感也随之消失了。老头儿那满是胡渣的脸此时气得通红，嘴里嘀咕个不停，转过身的时候正好撞到温斯顿，温斯顿轻轻地扶起了一下他。
“我请你喝一杯，怎么样？”温斯顿说。
“你算是一个绅士，”老头儿又挺了一下肩膀说，好像并没留意到温斯顿穿着蓝色制服。“品脱！”他有意挑衅着酒保说，“一品脱汽酒。”
酒保拿着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水桶里冲洗了一下，利索地盛上两份半升的深棕色啤酒来。在无产者的酒吧里，你能喝到的就只有啤酒了。按说无产者是不准喝杜松子酒的，但是很容易就能搞到手。玩飞镖游戏的那边又重新热闹起来了，吧台边上一群人又聊起彩票来，显然已经暂时忘记了温斯顿的存在。桌子下方有张木桌子，他和老头儿就坐在这儿聊天，不必担心被人听到。危险归危险，但好在没有电幕，这是他刚踏进这个酒馆就确定了的。
“想不让我喝品脱，没门，”老头儿在桌子前坐下时还在发牢骚，“半升哪够呀，一点都不过瘾。一升呢又太多了，老让我想去尿尿，更别提还要考虑价钱了。”
“从年轻到现在，你一定经历不少。”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那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靶到吧台，再从吧台到男厕所门口，像是要在这里找出些变化的蛛丝马迹来。
“啤酒是比以前要好喝些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还更便宜了！我年轻那会，淡啤酒——我们那时管它叫汽酒——是四便士一品脱。当然，这都是战争前的事了。”
“你说的是哪个战争？”温斯顿问道。
“一直都在打仗呢。”老头儿含含糊糊地应道，然后拿起酒杯，又一次挺了挺肩膀说：“我祝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他那尖尖的喉结在瘦长的脖子上快速地上下抖动，啤酒一会就喝光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又带回来两半升的啤酒。老头儿好像忘记了自己之前说过死硬不喝一升的了。
“你比我年纪大多了，”温斯顿说，“我还没出生前，想必你已经是到中年了。你一定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从前的事一无所知，只能看书来了解，但书上说的那些事情却未必可靠，所以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说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老百姓都遭受严重的迫害，贫困日益加重，生活毫无正义可言，情况糟糕得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伦敦这里，大部分的人们从出生到死去，从未吃饱过，他们中间的一般人，甚至得赤着脚走路，无鞋可穿。他们九岁就得辍学，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间房子住上十个人。但是同时又有少部分人，只有几千个——就是那些被称呼为资本家的——他们就有钱有势，要的东西应有尽有，住着高楼大厦，仆人成群，出入有汽车马车代步，喝香槟酒，戴高礼帽——”
老头儿这时候突然眼前一亮。
“啊，高礼帽！”他说，“真奇怪，你也提到这个，昨天我还想起它呢，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在想好多年没见过这玩意了，连影子都没有。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在参加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唉，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差不多是五十年前了吧。当然，那时候可买不起高礼帽，只是租来应付一下葬礼的。你懂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高礼帽本身，”温斯顿耐心地说着，“问题在于，这些资本家——他们以及仗着他们而生活的那些律师和牧师们——是地球上的主人——一切都因他们的利益而存在。而你们——普普通通的人们，工人们——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尽情摆布你们，可以把你们当牛马一样运送到加拿大去，可以随意和你们的女儿睡觉，可以命令人用鞭子抽打你们。碰上他们的时候，你们还得脱下帽子来致敬。每个资本家都有一群走狗跟随，他们——”
老头儿眼睛又亮了起来。
“走狗！”他说，“我很久没听过这个词了。走狗，这总让我想起从前，没错。我记起来了。噢，就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经常在星期天下午的时候去海德公园听那些人的演讲。救世主啦，天主教啦，犹太人啦，印度人啦，总之什么人都有。其中有个家伙，唉，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了，不过他挺能侃的，真的算是。他骂起那些人来可一点儿都不客气！‘走狗们！’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统治阶级的奴才！’对了，他还喜欢用‘寄生虫’这个词，还有
‘狼心狗肺’。当然了，他们都是在说工党，你知道的。”
温斯顿觉得他们在各说各的，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他说，“您觉得跟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您现在更像一个人一样被对待？在过去，都是那些有钱人，高高在上的人们——”
“贵族院。”老头儿有点怀旧地打了个岔。
“就贵族院，随便你怎么称呼它吧。我想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有钱，你是穷光蛋，就可以把你看得低人一等呢？比如说，当你走过他们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就得脱下你的帽子，毕恭毕敬地叫他们一声‘先生’，是不是？”
老头儿似乎陷入沉思中。把第二杯啤酒喝掉四分之一后，才开始回答。
“是的，”他说，“他们喜欢你点点帽子以示尊重。我自己是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做，但最后还是乖乖做了，能怎么样？”
“这种事情是不是很普遍存在——我只是引用了我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些人和他们的走狗是不是经常把你从人行道上往水沟里推呢？”
“有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说，“现在想起来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所以我记得。就是划船比赛——那天晚上一般都会热闹得很——我在夏夫兹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小伙子。他穿得很绅士，真的是——白色衬衫，高礼帽，黑外套。他在大街上走得扭扭捏捏的，一不留神我就撞上他了。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呀？’我回答他：‘你以为整条人行道都被你买下了吗？’他说：‘你再啰里吧嗦的看我扭不扭断你的头？’我说：‘你喝醉了，我一会再跟你算账。’我可没乱说，他当时就把手往我胸口一推，几乎要把我推到一部正驶过来的公共汽车底下去了！那时候我还年轻气盛的，真想还手，只是——”
他沿着人行道一直走了好几公里，脚踝的静脉曲张溃疡处在隐隐作痛。三个星期来他第二次没有去参加邻里活动中心的节目了。这真是太草率了，可以肯定的是，你所在活动中心参加节目的次数是要记录在册的。原则上，党员是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闲时间可言的，除了上床睡觉外，平时都不能单独行动。如果不是工作、吃饭或者睡觉的话，那么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娱乐活动中。做任何具有独处意味的事情，甚至像一个人自己去散步这种行为，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有个专门的词语，叫“个活”（
own life），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古怪。但今天傍晚从真理部走出来的时候，四月那醉人的春风已经撩动了他的心。那湛蓝的天空看起来比今年任何时候都要更有暖意，于是刹那间，他觉得在活动中心度过的那些漫长而嘈杂的夜晚，那些无聊累人的游戏，那些报告演讲，那些需要靠杜松子酒来维持的同志关系，都让人无法忍受。于是，他突发奇想地离开了公共汽车站，漫步在伦敦那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中。先是朝南走，然后转东，最后向北走，让自己迷失在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街道上，几乎都不考虑自己要往哪儿走。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曾经在日记本上写过，“它就在无产者身上。”这句话反反复复在他脑海里出现，它陈述的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事实，但它的荒谬又是显而易见的。他走到了原来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那里是一片褐色的贫民窟。他走在那条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旁边是又低又矮的两层式楼房，破烂不堪的大门就朝着人行道敞开着，看起来奇怪得有点像老鼠洞。鹅卵石的路面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积水。数不清有多少人在这黑乎乎的门道里进进出出。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街道两边的小巷子里——抹着老土口红、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孩，追女孩的小伙子，身材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欲坠的女人，像在给你展示十年后这些女孩会长成什么样，还有那用八字步走路的驼背老人在慢吞吞地走着路，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赤着脚在积水坑里玩耍，一听到母亲的呵斥声又像小鸟一样四处逃散。街道上四分之一的窗户都是打破了的，并用木板钉上了。根本没人会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几个人好奇地瞄了他几眼。两个身材高大的妇女站在门口说话，腰里系着围裙，两条像砖那么红的手臂交叉抱在胸前。温斯顿走近时候，听到了她们聊天的只言片语：
“‘是呀，’我对她说，‘这样是挺好的，’我说，‘不过，要是你站在我的立场上，你就也会像我一样了。说别人是很容易的，’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声音戛然而止。当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妇女还怀着敌意冷不丁地看着他。但是，准确点说，那不算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一种片刻的紧张而已，好像一头陌生的动物经过一样。党员穿的这种蓝色制服可不常出现在这种街道上。确实，让别人在这种地方看到自己是有点不太明智了，除非真的有公务非来不可。如果遇上巡逻队的话，还会被拦截下来盘问一番。“同志，我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是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回家经常要走的路吗？”——诸如此类。他们这样问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允许走另外的路回家，而是这些细节如果被思想警察知道的话，你的行踪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陷入一阵骚乱中，警笛声从四面八方响起，人们像兔子一样躲进门道里。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的门道里一跃而出，一把抓起在积水坑里玩耍的小孩，用围裙一裹，又跳回那个门洞里，动作敏捷得如神出鬼没。就在这时候，有个穿着黑色套装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子里向温斯顿走过来，用手激动地指着天空。
“汽船！”他大声叫道，“小心，先生！就在头顶上，快趴下！”
“汽船”是无产者给火箭起的外号，至于是为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温斯顿脸朝下，迅速趴在地上。无产者每次给你提出这种警告的时候，几乎都是对的。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能在火箭弹到来之前的几秒就感应到它的存在，尽管火箭弹速度比声音的要快。温斯顿双臂抱头，这时候传来一阵轰鸣声，那种感觉像是要把人行道都撬起来了，一些比较轻巧的物体像雨滴一样滴答落在他的后背上。他站起来，原来离他最近的那扇窗户的玻璃被震碎了，飞出一些玻璃渣。
他继续往前走。炸弹炸掉了街道前面两百米远的一片房屋，一缕缕黑烟正在慢慢升腾到空中，烟雾下面笼罩着一团团墙灰，人们已经聚集在那了。他前方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墙灰中间有一滩血迹，当他走近一看，原来是块从手腕部炸掉的手。除了手腕处血迹斑斑外，那只手完全变成了白色，像是一块石膏。
温斯顿把它踢到排水沟里，然后躲开人群，钻进右边的小巷子里。走了三四分钟后，他就离开了刚才受炸弹影响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依旧人潮汹涌，肮脏而拥挤的生活在继续着，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已经快到晚上八点了，无产者经常去喝酒的地方（他们叫“酒馆”）依旧人头攒动，脏兮兮的弹簧门不断地打开又合上，里面还飘出一股尿骚、锯木屑、酸啤酒的味道。在一个房子门口凸出的角落里，三个人紧紧地站靠在一起，中间那位手里拿着一张对开的报纸，另外两个人站在边上看着。在温斯顿走近看清他们表情之前，他就注意到他们的全神贯注了。显然他们在看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距离他们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个人突然散开了，其中两个还吵了起来，像要动手似的。
“你他妈的能好好听我说话吗？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以来，尾数是七的号码从来没中过！”
“中过！”
“没有，从来没中过！”这些中奖号码我家全都有，两年来全都记在一张纸条上了，一次不落，全记着呢，我告诉你，尾号是七的号码没有——”
“中过的，七字是中过的！我现在就差不多可以告诉你那个数字，二月，二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中奖号码，就是四-○-七！”
“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着呢，白纸黑字的，一字不差。我告诉你，没有——”
“唉，你们都给我住口吧！”第三个人说。
原来他们是在谈论买彩票的事情。温斯顿走了三十米远后又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在争得面红耳赤。彩票每个星期都会开一次，数额巨大，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话题。对几百万无产者而言，彩票即使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彩票成为他们快乐的源泉，愚蠢的证明，止痛的灵药，智力的刺激。谈到彩票，即使是只认识几个字的文盲，也能熟练于心，记忆超群。有些人就仅仅靠卖这种彩票中奖秘籍，预测中奖号码和兜售一些吉祥物营生。温斯顿跟彩票的经营没什么关系，那都是由富裕部负责的，但他心底清楚着（其实每个党员都明白），所谓的中奖，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出来的。只有很小数额的奖金才会发放到中奖者手里，那些中头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在大洋国内，信息之间的传播并不通畅，要安排这些并不难。
然而，“如果有希望的话，它就在无产者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当你从口中说出这句话，它似乎听起来很有道理；当你行走在人行道上时，看着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们，这就需要一种信仰的力量才能相信了。他刚才钻进来的这条街是个下坡路，他感觉好像曾经来过这边似的，前面不远处是一条主干道，从某个地方传来了嘈杂声。这条街突然改变了走向，然后到了尽头，那是一个台阶，台阶再往下走就是一条凹进去的小巷，有几个人在那摆摊，卖着已经发蔫的蔬菜。此时此刻，温斯顿已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了。这条小巷子也通向那条大街，下一个拐弯的地方再走五分钟，就是他上次买那本空白本子当笔记本的旧杂货铺了。在隔壁不远那家文具店里，他还买过笔管和墨水。
他停在了台阶的最高处。小巷子对面是一家灯光昏暗的小酒馆，窗户的玻璃看上去像结了一层霜，其实只是蒙上一层尘而已。一个上了年纪但身体还很矫健的老人推开旋转门走了进去，他有点驼背，花白的胡须像虾的触须一样翘了起来。温斯顿就站在那里看着，他忽然想起，这个老头一定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现在已经成为和已经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在革命前思想已经定格的人，在党内是不多的。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大部分人已经被扫除出党，几个侥幸留下来的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在幸存者中，能把本世纪初期的真实情况叙述清楚的，那只能是在无产者中找了。突然间，之前从历史教科书中摘抄到日记本里的那些话又浮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他顿时感到心潮涌动，像发疯一样，想去酒馆和那老头儿打打招呼，问他个究竟。温斯顿会问他：“跟我聊聊你小时候的事吧，那时候是怎样过日子的，比起现在，是更好还是更差了？”
他匆匆忙忙走下台阶，穿过那条狭窄的巷子，生怕自己再迟疑就心生恐惧而改变主意了。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确实是疯了。按照常理，并没有什么命令规定他们不能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这种行为想不引起注意却是很难的。如果遇上巡逻队，他当然可以辩解说自己是因为突然的头晕，不过他们一般都不会相信的。他推开门，一股非常难闻的酸啤酒味迎面扑来。他走进去的时候，里面那嘈杂的声音就降了下来。他感觉到了背后每个人都在盯着他那套蓝色制服看，屋子尽头正在玩飞镖游戏的人们也暂停了半分钟。比他先进门的那个老头就站在吧台边上，不知因何事和酒保正吵着架。酒保是个身材蛮结实的小伙子，手臂粗壮，长着鹰钩鼻。有几个人拿着酒杯在看他们争吵。
“我问你问得够礼貌了，是不是？”那老头儿挺起腰板儿说，“你是说你们这个破地方居然找不到一个一品脱的杯子来？”
“妈的，品脱到底什么是个什么玩意呀？“酒保手压柜面，身体靠近老头儿问道。
“你们都听听他说的是啥，连品脱都不知道是什么还敢自称是酒保呢！一品脱嘛，就是半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看来下次我还得从ABC开始教你呢。”
“这玩意，闻所未闻，”酒保说，“一升，半升——我们这里就这样卖。杯子就在你面前的酒架上。”
“我就是要一品脱，”老头儿还在坚持着，“你就给我倒一品脱的分量就好，我年轻那会还没一升半升这种鬼玩意。”
“你年轻那会我们还在树顶上住着呢。”酒保扫了一眼其他酒客说道。
随之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好像温斯顿进来时带来的那种不自在感也随之消失了。老头儿那满是胡渣的脸此时气得通红，嘴里嘀咕个不停，转过身的时候正好撞到温斯顿，温斯顿轻轻地扶起了一下他。
“我请你喝一杯，怎么样？”温斯顿说。
“你算是一个绅士，”老头儿又挺了一下肩膀说，好像并没留意到温斯顿穿着蓝色制服。“品脱！”他有意挑衅着酒保说，“一品脱汽酒。”
酒保拿着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水桶里冲洗了一下，利索地盛上两份半升的深棕色啤酒来。在无产者的酒吧里，你能喝到的就只有啤酒了。按说无产者是不准喝杜松子酒的，但是很容易就能搞到手。玩飞镖游戏的那边又重新热闹起来了，吧台边上一群人又聊起彩票来，显然已经暂时忘记了温斯顿的存在。桌子下方有张木桌子，他和老头儿就坐在这儿聊天，不必担心被人听到。危险归危险，但好在没有电幕，这是他刚踏进这个酒馆就确定了的。
“想不让我喝品脱，没门，”老头儿在桌子前坐下时还在发牢骚，“半升哪够呀，一点都不过瘾。一升呢又太多了，老让我想去尿尿，更别提还要考虑价钱了。”
“从年轻到现在，你一定经历不少。”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那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靶到吧台，再从吧台到男厕所门口，像是要在这里找出些变化的蛛丝马迹来。
“啤酒是比以前要好喝些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还更便宜了！我年轻那会，淡啤酒——我们那时管它叫汽酒——是四便士一品脱。当然，这都是战争前的事了。”
“你说的是哪个战争？”温斯顿问道。
“一直都在打仗呢。”老头儿含含糊糊地应道，然后拿起酒杯，又一次挺了挺肩膀说：“我祝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他那尖尖的喉结在瘦长的脖子上快速地上下抖动，啤酒一会就喝光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又带回来两半升的啤酒。老头儿好像忘记了自己之前说过死硬不喝一升的了。
“你比我年纪大多了，”温斯顿说，“我还没出生前，想必你已经是到中年了。你一定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从前的事一无所知，只能看书来了解，但书上说的那些事情却未必可靠，所以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说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老百姓都遭受严重的迫害，贫困日益加重，生活毫无正义可言，情况糟糕得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伦敦这里，大部分的人们从出生到死去，从未吃饱过，他们中间的一般人，甚至得赤着脚走路，无鞋可穿。他们九岁就得辍学，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间房子住上十个人。但是同时又有少部分人，只有几千个——就是那些被称呼为资本家的——他们就有钱有势，要的东西应有尽有，住着高楼大厦，仆人成群，出入有汽车马车代步，喝香槟酒，戴高礼帽——”
老头儿这时候突然眼前一亮。
“啊，高礼帽！”他说，“真奇怪，你也提到这个，昨天我还想起它呢，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在想好多年没见过这玩意了，连影子都没有。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在参加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唉，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差不多是五十年前了吧。当然，那时候可买不起高礼帽，只是租来应付一下葬礼的。你懂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高礼帽本身，”温斯顿耐心地说着，“问题在于，这些资本家——他们以及仗着他们而生活的那些律师和牧师们——是地球上的主人——一切都因他们的利益而存在。而你们——普普通通的人们，工人们——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尽情摆布你们，可以把你们当牛马一样运送到加拿大去，可以随意和你们的女儿睡觉，可以命令人用鞭子抽打你们。碰上他们的时候，你们还得脱下帽子来致敬。每个资本家都有一群走狗跟随，他们——”
老头儿眼睛又亮了起来。
“走狗！”他说，“我很久没听过这个词了。走狗，这总让我想起从前，没错。我记起来了。噢，就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经常在星期天下午的时候去海德公园听那些人的演讲。救世主啦，天主教啦，犹太人啦，印度人啦，总之什么人都有。其中有个家伙，唉，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了，不过他挺能侃的，真的算是。他骂起那些人来可一点儿都不客气！‘走狗们！’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统治阶级的奴才！’对了，他还喜欢用‘寄生虫’这个词，还有
‘狼心狗肺’。当然了，他们都是在说工党，你知道的。”
温斯顿觉得他们在各说各的，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他说，“您觉得跟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您现在更像一个人一样被对待？在过去，都是那些有钱人，高高在上的人们——”
“贵族院。”老头儿有点怀旧地打了个岔。
“就贵族院，随便你怎么称呼它吧。我想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有钱，你是穷光蛋，就可以把你看得低人一等呢？比如说，当你走过他们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就得脱下你的帽子，毕恭毕敬地叫他们一声‘先生’，是不是？”
老头儿似乎陷入沉思中。把第二杯啤酒喝掉四分之一后，才开始回答。
“是的，”他说，“他们喜欢你点点帽子以示尊重。我自己是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做，但最后还是乖乖做了，能怎么样？”
“这种事情是不是很普遍存在——我只是引用了我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些人和他们的走狗是不是经常把你从人行道上往水沟里推呢？”
“有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说，“现在想起来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所以我记得。就是划船比赛——那天晚上一般都会热闹得很——我在夏夫兹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小伙子。他穿得很绅士，真的是——白色衬衫，高礼帽，黑外套。他在大街上走得扭扭捏捏的，一不留神我就撞上他了。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呀？’我回答他：‘你以为整条人行道都被你买下了吗？’他说：‘你再啰里吧嗦的看我扭不扭断你的头？’我说：‘你喝醉了，我一会再跟你算账。’我可没乱说，他当时就把手往我胸口一推，几乎要把我推到一部正驶过来的公共汽车底下去了！那时候我还年轻气盛的，真想还手，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