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躺在床上半小时之后才开始谈到那本书。夜晚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他们拉了一下被罩盖在身上。楼下又传来那熟悉的歌声，还有皮鞋在石板路上来回摩擦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大块头的妇女，她几乎成了这个院子里的一个摆设。只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她就时刻不停地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游荡，嘴里不含着衣夹的时候就高歌一曲。茱莉亚躺在他的身边，像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那本书，然后倚床而坐。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躺在床上半小时之后才开始谈到那本书。夜晚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他们拉了一下被罩盖在身上。楼下又传来那熟悉的歌声，还有皮鞋在石板路上来回摩擦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大块头的妇女，她几乎成了这个院子里的一个摆设。只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她就时刻不停地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游荡，嘴里不含着衣夹的时候就高歌一曲。茱莉亚躺在他的身边，像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那本书，然后倚床而坐。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躺在床上半小时之后才开始谈到那本书。夜晚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他们拉了一下被罩盖在身上。楼下又传来那熟悉的歌声，还有皮鞋在石板路上来回摩擦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大块头的妇女，她几乎成了这个院子里的一个摆设。只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她就时刻不停地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游荡，嘴里不含着衣夹的时候就高歌一曲。茱莉亚躺在他的身边，像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那本书，然后倚床而坐。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躺在床上半小时之后才开始谈到那本书。夜晚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他们拉了一下被罩盖在身上。楼下又传来那熟悉的歌声，还有皮鞋在石板路上来回摩擦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大块头的妇女，她几乎成了这个院子里的一个摆设。只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她就时刻不停地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游荡，嘴里不含着衣夹的时候就高歌一曲。茱莉亚躺在他的身边，像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那本书，然后倚床而坐。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躺在床上半小时之后才开始谈到那本书。夜晚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他们拉了一下被罩盖在身上。楼下又传来那熟悉的歌声，还有皮鞋在石板路上来回摩擦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大块头的妇女，她几乎成了这个院子里的一个摆设。只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她就时刻不停地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游荡，嘴里不含着衣夹的时候就高歌一曲。茱莉亚躺在他的身边，像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那本书，然后倚床而坐。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